【摘要】本文就我国检验医学领域近70年来的艰难发展历程及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一简要的历史性回顾和综合性述评。
【关键词】检验医学； 发展历程
检验医学（Laboratory Medical Sciences）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验结果对临床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信息。随着现代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与基础学科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丰富和促进了检验理论和应用技术的发展。现代检验医学已从过去的临床检验发展成为一门运用高新科技手段，具有独特理论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的学科，检验技术亦从最原始的手工法发展到目前的全自动分析，从细胞形态学水平发展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基因诊断水平，以及当今高科技、大数据、AI在检验医学领域的应用，开创了精准检验医学的新时代。
我国检验医学领域近70年来的发展，经历了从艰苦创业到兴旺发达的曲折历程，发展成为现今医学领域中的一门独立学科“检验医学”[1]。目前国内各级医院的检验科和医学独立实验室，在许多检测项目上大多实现自动化与智能化，检验项目种类亦从70年前的百多项，发展到目前的几千项，为临床医学提供了大量有意义的检测结果[2]。现今检验医学已经成为我国临床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本文就我国检验医学领域70年的发展历程及其发挥的作用作一历史性回顾和综合性评述。
一、临床常规检验
自1590年荷兰人Leeuwenhoek发明了显微镜，到1660年意大利人Malpighi应用最原始的显微镜观察到红细胞，开辟了医学检验领域中细胞形态学检查的先河，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我国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检验医学的发展只经历了70个春秋。1950年代初，在我国各类医院检验科，临床检验项目大多限于血、尿、便三大常规和一般体液检验，依靠一台单目显微镜、几支试管、几张载玻片、再加几瓶染色液，一切依赖手工操作，检验人员凭借一双犀利的眼睛和两只灵巧的手，来探察人体的各类病变。在一张血液涂片中，来鉴别巨红细胞、小红细胞、缺铁性还是营养障碍性贫血，或检测疟原虫、血丝虫、李什曼原虫、弓形体等各类血液寄生虫。用一张尿沉查涂片和一支尿蛋白试验管来鉴别肾炎、肾盂肾炎还是膀胱、泌尿道炎。用一张粪便涂片来鉴别消化不良性还是细菌感染性腹泻，或检测蛔虫、钩虫、螩虫、姜片虫、血吸虫、阿米巴、肠滴虫等各种寄生虫卵或原虫，检验人员被誉为医生的眼睛。直到80年代，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计算机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新一代检验仪器应运而生，自动血液细胞分类计数仪、尿液分析仪等代替了繁杂的手工操作，既快速、简便、又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可靠[3, 4]。
二、临床生化检验
临床生化检验是检验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年代初，国内一般医院开展生化检验并不十分普遍，项目亦十分有限，仅限于血糖、非蛋白氮、血浆蛋白（球、白蛋白/总蛋白）、肝功能只做黄疸指数、凡登白（胆红素）、麝香草酚/高田荒等10多样试验，使用目视比色（杜氏比色计），试验精密度很差。1958年我国第一代国产光电比色计问世（581型光电比色计），代替了陈旧的目测比色计。到70年代，随着第二代光度计－721型、751型分光光度计问世，并用于临床生化检验，对我国临床化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革”期间，我国临床生化检验基本处于停滞阶段，而这一时期国际上由于生化分离分析技术、免疫化学技术、化学发光技术以及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临床化学突飞猛进[5]。而我国却在闭关锁国，使我国与国外临床化学检验水平拉大了距离。
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由此临床生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在我国检验医学界一批临床生化专家叶应妩、陶义训、李健斋、陶其敏、文庆成、杨振华、王毓山等著书立说，编写《临床生化检验》《临床化学诊断方法大全》等生化著作，奠定了临床生化检验的理论基础。
1980年代，随着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聚合酶链反应、生物传感器和基因芯片技术、固相酶、离子特异电极和多层膜片的“干化学”试剂[6]、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随后发展的生化仪器模块式设计，实现了一台仪器可用于常规、特殊生化、药物治疗、特种蛋白、免疫等多种项目的检测，自动化程度高、方便灵活、经济实用，如Olympus 5400模块式生化仪，每个模块可完成500个／h检测[7]，以及Roche全自动生化检测系列等。
1990年代以后，在临床生化检验领域又引进了原子吸收光谱、离子特异电极、气液相色谱仪以及生物质谱技术（Mass Spectrometry）[8]用于各类微量元素检测以及蛋白质、多肽、核酸和多糖等生物大分子的研究[8]。尤其是对于目前热点-蛋白质组学更有重要作用，对于许多疾病将出现新的诊断指标，用于产前诊断、优生优育、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各个方面，临床生化检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自动化微量分析时代。另外，国内一大批年轻的临床生化工作者走出国门，分赴欧、美、日本等国留学、进修、参观、学习，回国后成为临床化学发展的生力军。在临床生化专业队伍中增加了不少大学毕业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我国临床化学发展的主力，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化检验的高速发展。
三、临床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在临床医学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承担着防病治病的责任，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是由细菌检验医师来决定的。目前，我国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一大批知名临床微生物学专家谢少文、汤飞凡、王桢祥、钟惠澜、冯兰洲等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沙眼病毒（衣原体）是由我国汤飞凡教授及其同道黄元桐等在世界上首先培养成功的；麻疹病毒和麻疹疫苗亦是我国病毒学和儿科学专家王桢祥、诸福棠教授等研制成功；小儿麻痹口服疫苗是由顾方舟教授研制成功；钟惠澜、冯兰洲教授等在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当时在省市级医院检验科大多设有细菌室，虽然只有一台简单的显微镜和细菌培养箱，但开展的细菌培养和免疫血清学检验项目却有几十种：肠道病原菌、化脓球菌、结核菌、乃至厌氧菌（破伤风杆菌等）、真菌培养、抗生素药敏试验等都可做，对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可分12个血清型。在免疫血清学检验方面有康氏试验、华氏试验、肥达试验、抗O试验等项目。医院内养有实验动物，一般免疫血清可自行制备。梅毒、淋病等常见性病在50年代后期发病率显著降低，鼠疫、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一些烈性传染病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临床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检验基本上与国际同步发展，相当于世界同等水平。
1960-1970年代，我国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处于滞缓的发展时期，而此时国际上微生物学检验工作成果累累，新发病原菌种不断被发现，对原有微生物亦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病原微生物致病机理的研究，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探讨细菌与感染的关系，确定细菌的病原性，防止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攻克病原微生物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十年动乱，致使我国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畏缩不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1980年代始，随着国际临床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检验的高速发展，我国开始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检验方面的新仪器设备，如自动细菌鉴定仪、全自动酶标仪、放免仪、化学发光仪等等，检验项目日趋扩大[9，10]。特别是在免疫学检验方面，孔宪涛、杨贵珍、陶其敏等一批免疫学检验专家引进了一系列免疫学检测新技术、新方法。免疫学诊断试验亦从简单的免疫血清凝集试验、血球凝集、琼脂扩散试验等发展到免疫电泳、酶联免疫（ELISA）、放射免疫、荧光免疫、化学分光、直到分子免疫学、PCR试验等，检验项目由几十项发展到几百项。在免疫检验项目和质量控制方面，基本赶上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方面，检验医学界有一批临床微生物学专家，如陈民钧、周贵民、王金良等致力于临床病原微生物学检验与研究工作。微生物学检验，从单纯细菌培养发展到包括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螺旋体、真菌、寄生原虫等各类病原微生物，检测项目有几百种。检测方法从简单的细菌培养发展到分子生物学基因分型鉴定，大大地提高了细菌鉴定的准确性。在药物敏感性试验方面，陈民钧教授等引进NCCLS标准，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使药敏试验日趋标准化和规范化，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12，13]。在细菌性病原学研究方面，徐建国、朱庆义教授等在国内首次报道《产志贺样毒素且具侵袭力大肠埃希菌》[14]，《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和携带毒力岛大肠埃希菌》[15]，并且可用9种不同方法检测大肠杆菌肠毒素，对小儿腹泻病的防治发挥重要作用；朱庆义教授等在军团菌和军团菌病研究方面，参与制订了军团菌检验国家标准，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军团菌和军团菌病》专著[16]，并且发现了2个军团菌新种[17, 18]，获得国际微生物学命名委员会认可。我国临床微生物检验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国际先进的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是我国临床医生对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不是根据病原微生物检验结果制订治疗方案，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而且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的严重恶果。其次是微生物学检验不同于生化检验，虽有全新的自动化仪器设备进行质量控制，但并不能完全保证微生物学检验的准确性。微生物检验是面对活的生物，细菌的多样性及其变异性，增加了细菌检验的复杂性。微生物学检验工作者与临床病理检验一样，需要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单靠仪器设备不能完全解决微生物学检验中的实际问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全面了解微生物检验的全过程，包括标本采集与运送、培养基的种类和性能的选择、培养方法和条件、鉴定试剂的有效性等一系列因素，都可影响细菌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只有严格执行质量控制、按标准规程操作，才能保证试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四、检验医学教育事业
回顾我国检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早在1927年我国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已开始建立医学检验专业，被誉为中国医学检验的“摇篮”，但于解放初期停办[19]。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检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缓慢，仅有浙江卫生学校等少数几所中专设有检验专业，培养中级检验技术人员，尚无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开设检验系培养高级检验医学专业人才。在我国，检验专业高级人才大多来自临床医学内科学专业或在国外学成归国而有志于检验医学事业者。
1980年代初，我国检验医学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蚌埠医学院等6所高等医学院校相继建立检验医学系，开始培养高级检验医学人才。进入1980年代以后，我国检验医学教育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78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叶应妩教授开始招收我国首批检验专业硕士研究生，重庆医科大学开设了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随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亦先后成为检验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目前，全国已有40多所高等医学院校建有检验医学系，以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授权点[17]。在检验医学系学科建设方面，设有临床生物化学、临床微生物学、临床免疫学、临床血液学、实验诊断学、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血液及输血技术、医学检验仪器学、生物分析化学、临床药理学等多个学科。在检验医学教育方面，我国检验医学创始人之一叶应妩教授、康格非教授是我国首批招收检验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对我国检验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学术团体与临床检验中心
1979年9月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成立，在吉林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医学检验学术会议，宣布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诞生，叶应妩教授任主任委员。1982年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成立，随后国内各省市建立相应的各级临床检验中心，这两件事顺应了学术发展和学科进步发展的需要，深受广大检验专业技术人员欢迎。从此，我国检验工作者在中华医学会终于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我国检验医学的学术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1995年杨振华教授继任卫生部临检中心主任，1996年又接任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从此打开了我国检验医学通向世界检验医学的大门，并与国际检验医学接轨，开展学术交流。1999年6月第一届中欧检验医学论坛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拉开序幕，大会主席是瑞士苏黎世大学Vonderschmitt教授和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主任委员杨振华教授，开创了中欧检验界进行学术交流并增进友谊的新篇章。2001年4月25日在我国上海召开第二届中欧检验医学论坛，本届大会主席是法国乌尔姆大学Gruenert教授和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丛玉隆教授。随后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先后同美国临床化学学会（AACC）、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IFCC）等国际检验医学界学术团体举行了多届学术会议，还同香港和台湾检验医学界举行了多次华人检验医学学术会议，以及第一、二届全球华人临床化学大会。并多次组织我国医学检验人员分赴意大利、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召开的IFCC国际临床生化会议，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为我国检验医学界了解世界和促进我国检验医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我国检验医学界，又先后于1997年在北京成立卫生部标委会临床检验标准分委员会，杨振华教授任主任委员；2002年成立“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申子瑜教授任主任委员；2003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丛玉隆教授任主任委员，使得我国检验医学界的众多医师从此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目前中华医学会检验学会建立了8个专业委员会：临床微生物专业、临床免疫学专业、蛋白质组学、生化分析仪与干化学、血脂专业、传染病专业、血液体液学专业、肿瘤标志物专业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检验学会和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在引导我国检验医学界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引进国外先进检验技术，促使我国检验医学与国际接轨，在检验医学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方面，实验室正规化管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提高检验质量、提高检验人员素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六、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和认证
1949年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首先开始研究临床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问题，1950年Levey等发表第一篇关于使用质控图的实验室室内质控，临床检验实验室的室内质控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该方法至今仍被各临床实验室所使用[20]。1960年代初Feigenbanm提出全面质量控制，其理论建立在数理统计质量控制的基础上，同时充分发挥人的因素。到1970年代，实验室质量控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面质量管理，推行Good Laboratory Parctice（简称GLP），进入1980年代，GLP的统一标准产生了，发展到“认证实验室”管理阶段。
Bulluck于1983年提出质量保证（QA）的概念，它优于全面质量控制，并为WHO所采纳。质量保证是指医院实验室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质量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包括从检验前病人的准备、标本收集、试验流程到检验结果被临床医师所用为止。全面质量管理的宗旨在于预防差错的产生。质控图的统计学质控的目的是检出差错。统计学的实验室室内质控是全面质量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室间质量评价有利于质量控制或保证，是质量全面管理的一个部分，是对某个实验室所进行某个试验所采用的方法、试剂、仪器以及工作人员能力等多因素的综合评价，是对上述因素所造成的试验偏差的一种回顾性评价。
目前国际上以及各个国家大多建立了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及其一系列标准。临床实验室普遍采用的国际标准有ISO/IEC-17025，ISO-15189，IS0-9001:2000，以及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实验室认证体系，美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实施的CLIA 88标准体系[21，22]。在欧洲检验医学科学领域的发展亦有100多年的历史，专家们创立了40多个科学学会，25个国家建立了国家质量保证程序，其中11个国家是强制性的[23]。我国卫生部于1982年批准成立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指导各级医疗单位的检验工作，推进实验室管理与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1991年由卫生部长签署了淘汰35项陈旧试验（大都为生化项目）的命令，代之以更特异而灵敏的试验与方法。1992年发布了诊断药品管理文件，分别制定临床化学体外诊断试剂盒的鉴定标准。以卫生部医政司名义出版了《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并于1995制订了《质量手册编制指南》结合具体情况建立了质量体系。1997年卫生部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临床检验标准专业委员会，推进临床检验与临床化学标准化的进程[22]。2006年2月卫生部颁发《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法》，指出“医疗机构应当加强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和管理。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应当制定并严格执行临床检验项目标准操作规程和检验仪器的标准操作、维护规程”，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要开展室间质量评价，标准按照《临床实验室室间质量评价要求》（GB/20032301-T-361）执行。致使我国检验医学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行列。
七、学术期刊
我国第一本检验医学专业期刊《临床检验杂志》于1957年创刊，翁心植院士任主编，叶天星和叶应妩教授任副主编，编辑顾问有邓家栋、刘士豪、刘思职、黄祯祥、冯兰洲、钟惠澜、谢少文等16人，其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就有6-7名。《临床检验杂志》的出版，在当时参考资料奇缺的情况下，对活跃学术空气，推动医学检验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于1960年停刊。在以后漫长的18年里，只有上海医学化验所等少数单位编写的内部参考资料（临床检验技术快报），整个检验学科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1978年中华医学会创办了《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叶应妩主编，2000年更名为《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给我国检验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生。这是我国检验医学领域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专业核心期刊。随后，1980年由中华医学会和重庆市卫生信息中心创办了《国外医学临床生化与检验学分册》，2006年更名为《国际检验医学杂志》，以报道国际范围内先进检验医学科学信息为主体的全国性检验医学专业学术期刊。
进入1980年代，我国一些地方性检验医学杂志相继问世，如虎添翼，推动我国检验医学学术上的发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临床检验杂志》，1983年创刊，由江苏省医学会主办，是我国50年代人民卫生出版社创办的《临床检验杂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武建国教授任主编。1986年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检验系合办的医学检验专业学术性期刊《上海医学检验杂志》创刊，现更名为《检验医学》。中华医学会江西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江西医学检验杂志》；随后陕西省临床检验中心和陕西省人民医院于1986年创刊《现代检验医学杂志》；教育部、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学院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于1997年创刊《中国实验诊断学》；1988年经国家科委批准,由教育部主管、同济大学创办《放射免疫学杂志》；2000年《中国医学检验杂志》创刊，其中有翁心植、庄辉院士任高级医学顾问，在开展国内外检验医学学术交流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2002年重庆市卫生局和卫生信息中心、重庆市临床检验中心创刊《中国检验医学与临床》, 现更名《检验医学与临床》杂志；北京市卫生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于2002年创刊《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济南医学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和济南市儿童医院于2003年创刊《检验与临床》杂志；还有《解放军检验医学杂志》于2002创刊，是解放军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专业学术性期刊，以反映军内外检验医学领域临床与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和最新动态，促进军内外同行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主体。有关检验医学期刊已遍布全国各地有20多种。此外，中华医学会还创办了许多与检验医学专业相关的学术期刊：如《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另外，还有其他相关学术团体创办了《中国免疫学杂志》《中国卫生检验杂志》等，为我国检验医学事业的发展，拓展了宽广的学术交流园地。2023年10月21日，检验医学博物馆在郑州安图生物诊断仪器产业园正式开馆。检验医学博物馆作为国内第一座以“检验医学”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再现了检验医学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必将为普及检验医学知识，弘扬中国检验人无私奉献、守正创新的精神做出重要贡献。笔者将自己珍藏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内出版的有关检验医学，特别是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等各类图书、刊物，包括我国第一本《临床检验杂志》《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微生物学报》《病毒学报》《中华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杂志》《中华临床与实验病毒学杂志》《中华传染病学》《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等20多种（从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开始）；中英、中俄、中日各种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遗传学、基因工程学等辞典百多册，还有作者编著的《军团菌和军团菌病》《妇产科感染与病原学诊断》《小儿腹泻病学》《口腔微生物学》（包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九州两版本）等5部专著，以及其他各种图书刊物共计千余册，全部捐赠给检验医学博物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弘扬我国检验医学的发展历程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但就目前我国检验医学界在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水平，真正有创造性和突破性的科研论文为数不多，更少有在国际检验医学核心期刊《Clinical Chemisty》《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等发表者。期盼我国检验医学科技队伍中，能有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主编、编委、专家、教授、博士、硕士、国外学成归国人员，致力于我国检验医学事业的发展，把国内现有各种检验医学杂志办的更好。引导我国广大检验工作者投身于检验医学科研工作，有独创性和突破性的科研论文在国际检验医学核心期刊上发表。更期盼在我们检验医学会、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主编、编委中，像50年代创刊的《临床检验杂志》编委一样，能出一、二名院士级专家。当今我们检验医学界已有尚红、杨正林教授两位新院士，能够引领我国检验医学事业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检验医学水平。
八、医学独立实验室
目前国外有三类实验室提供检验诊断技术服务：独立实验室（Independent/commercial clinical laboratory）；医院内部实验室（Hospital-affiliated laboratory），院内检验科／病理科；诊所附设实验室（Physician-office laboratory），医生在自己诊所附设的小型实验室，通常用于完成某些专项检查，如宫颈涂片、血常规等。
医学独立实验室是指不附属于某一特定医院或诊所，并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资格和取得独立企业法人地位的医学实验室[23]。医学独立实验室在国外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不断的兼并重组，不仅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监督管理体制，而且也颇具规模，在一些大型的检验诊断集团还不断地跨地区、跨国界发展[24, 25]。如美国最大的医学独立实验室《Quest Diagnostics公司》，检验项目达4000多项，每年处理标本量超过一亿，执行2.5亿次诊断实验，年收益达70多亿美元，提供了检验技术服务占三分之一以上。
医学独立实验室在国内，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医疗市场相对封闭，诊断行业未经受市场的洗礼，医学检验仍是公立医院实验室（检验科）占绝对主导地位。医学独立实验室在我国起步晚，规模小，数量也不多。真正纯商业化运作，形成一定规模的医学独立实验室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初，随着我国医疗制度改革，鼓励对医疗机构进行分类管理，引导医疗机构进行多种形式的联合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顺应医疗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我国广州出现了首家医学独立实验室：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26]。随后浙江杭州、北京、上海等地区先后成立了多家医学独立实验室，并迅速发展，打破了现有医学检验服务的市场格局，为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和卫生服务的市场化发展增添新活力[27, 28]。
2004年12月，由中华医院管理学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会、卫生部临床检验中心，在广州主办了第一届“中国医学独立实验室研讨会”，探讨我国医学独立实验室的发展方向[29, 30]。由于独立实验室的出现，医学检验产业开始出现新的气象。应该说，独立实验室在推动中国检验医学行业和带动临床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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