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冲突频现凸显信任危机 引发对体制机制反思

　　中新网9月29日电(姚培硕)不久前发生的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再度因引发社会对医患关系失和难题的高度关注。本该并肩抗病魔的医生与患者为何变得势同水火？看医生为何演变为砍医生？倒在血泊中的“白衣天使”，激起了舆论的多重涟漪，也引发对医疗体制、医患纠纷调解机制等的系列反思。 

　　医患冲突频发 成困扰医疗卫生领域顽疾

　　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

　　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

　　8月16日凌晨，卢某从北京坐火车到东莞，购买了一把菜刀，当天下午来到长安医院，将正在接诊的医生刘某砍伤致死，另一医生伊某出来制止时，又被其砍至重伤。

　　医患纠纷酿成恶性案件让舆论震惊，而患者或患者家属与医生的口角、肢体冲突更是不胜枚举。就在同仁医院医生被砍后一周，又传出该院医生护士遭遇患者动粗的事件。据媒体梳理，今年发生的医生被打事件不下十起。

　　9月21日晚，湖北武汉市协和医院一患者死亡后，家属和院方工作人员冲突，多人受伤；9月8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8月初，上海120急救医生竺某因围观者误解急救流程，在对晕倒环卫工施救过程中被打……

　　《法制日报》的报道说，近年来，各地的医疗纠纷时有发生，而上升为恶性事件的医疗纠纷也呈上升趋势。2011法治蓝皮书对此评价说：“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

　　化解医患纠纷何去何从 顽疾引发对体制反思

　　对于解决医患纠纷，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如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系统地对医疗纠纷进行立法，严格管理打击医疗系统的各种弊端和潜规则等等，但是在对医患纠纷根源所在的探究上，多数意见指向了体制机制问题。

　　前文提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82.64%的受调研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其中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各方面内容。

　　也有专家认为，医患矛盾本来不应成为社会焦点，医院和患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医患纠纷折射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革新、医院管理制度内控不严等深层次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建设健康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亦被官方所承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我们总体医患关系是好的，存在的一些医患上的矛盾也不是医生的问题和病人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制度。

　　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也指出，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

　　陈竺在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影响医患关系的几对矛盾，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民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保障制度与民众经济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医学技术发展有限性与患者期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医疗行业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风险分担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与民众诉求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深化医改是治本之策——陈竺的文章作出如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