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研究的沧桑正道

    四年前，张林琦以“973”计划艾滋病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的身份来到清华大学，接下了清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艾滋病病毒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自此，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清华大学医学楼里度过，天气好的时候，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能望见不远处的圆明园。
 
    四年来，带着这些沉甸甸的头衔，张林琦奔走于各地，与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香港大学的同道开展疫苗研究的合作，推动我国艾滋病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进展，摸索创新型艾滋病黏膜疫苗的方向。
 
    四年间，从默克公司的疫苗宣告失败，到泰国RV144临床试验宣布成功，再到RV144疫苗临床试验的免疫学分析结果在泰国公布，全球有太多人的心情，在欣喜与失落间狠狠起伏跌宕了几把。
 
    2011年，是艾滋病病毒发现30周年。张林琦说，几年前，对艾滋病的研究，就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全球健康视角和国家期望值的坐标图上，艾滋病研究领域的中国科学家站在什么位置，今后的方向在哪儿，是他以及很多像他一样的人从未停止的思考。
 
中国科学家肩上的担子
 
    在中国，真正发现艾滋病是在1985年。
 
    而在上世纪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艾滋病研究经历了一个非常缓慢的进程。由小范围的科研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由一家研究单位变成多家，由一个研究小组变成多个，终于，艾滋病研究迎来了雨后春笋的状态。
 
    过去15年里，无论是政策出台还是科研资金投入，政府对于艾滋病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防治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国家投入几个亿来支持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课题项目。
 
    “近些年，国内艾滋病研究领域从基础研究到国际合作、人才培养，都呈现出了一个健康态势。”张林琦告诉记者，“国家依然希望我们尽快研制出能够阻断艾滋病病毒的疫苗或者药物。”
 
    张林琦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几年前，一个艾滋病患者最初治疗时每年的花费大概是2000~3000元，全国大概有几万人接受治疗。逐渐，有20%~30%的患者用了一线药物之后产生了耐药性，必须换二线药物。而目前二线药物比一线药物的费用高出五六倍，并且患者人数已经增长到了十几万人。所以，艾滋病治疗的整体费用在急剧增加。
 
    “如果不从源头上想办法，未来这笔花费的增长是不可想象的。一定要在阻断新发感染上多下功夫，预防，预防再预防。”张林琦说。
 
    2009年初，由国内从事艾滋病疫苗研究的几十家研发单位自发组成的中国艾滋病疫苗联盟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艾滋病疫苗研究组织。当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表示，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而联盟是开展协同攻关和参与国际合作的最佳平台。中国科学家需要在合作深度和广度上作更大的努力，真正做到顶层设计，互通有无，资源共享，荣辱共担当的有机整合。
 
    “我们深感其中的责任重大，从不敢懈怠半分。”张林琦说。
 
期待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实质合作
 
    大规模艾滋病药物、疫苗及其他干预方法的临床试验难以开展，更高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法难以开发，每年全世界仍有260万新发感染者，艾滋病大规模的流行仍未得到遏制。人类与艾滋病抗争的战线比所期望和想象的可能要长得多的多。美国国立过敏及传染性疾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希博士在今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摆在全世界艾滋病防治过程中的几个难题。首先是如何加大艾滋病的检测力度，同时加强抗艾滋病治疗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特别是整体上提高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服务和关爱水平。这不仅仅可以改善感染者的生活质量，也可以降低进一步传染的可能性。此外，现阶段还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根治艾滋病，艾滋病疫苗研发的挑战依然很大，人类急需创新的科研思路和国际合作的新机制，才能增加在最终胜出的可能性。
 
    针对这些创新的科研和管理机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求解，中国也不例外。眼下，张林琦正在考虑和一家国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如果能通过中国政府与之建立起合作模式，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合作，让对方的人才资源为我所用，对艾滋病疫苗研究将有极大推动作用。”而张林琦就此事从政府有关部门得到的反馈也让他增加了合作的信心。此前，虽然各式各样的国际合作很多，但在艾滋病疫苗研究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却少得可怜，根本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