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各国疫情数据分析来看，「一旦放开」医疗资源会面临什么样的压力？

世界各国新冠疫情数据能带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在本文中尽最大努力收集尽量详实客观的数据，并基于数据尽力做出讨论、分析和猜测，特别是基于世界各国在开放政策下的冲击和经验，探讨中国未来应对疫情可能的路径。

「前言」

随着上海疫情攻坚战逐步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对于新冠病毒特性、各类疫苗特性以及对于各国的应对举措之间的优劣对比的讨论也不断升温。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仿佛像坐着过山车一样，经历了太多太多。从2020年中国武汉爆发疫情时的惊骇与迷茫，到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举世瞩目的成功防疫，再到2022年，历经全球各国逐步放开，经济生活逐步步入正轨，我们仍在以“动态清零”方式咬牙坚持。

我们想要知道感染了奥密克戎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想知道疫苗对我们是否有十足的保护，到底哪个品牌的疫苗或几针疫苗才真的有效？

我们想知道世界各国到底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都做了些什么，而这些举措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当然，我们最想知道的还是中国是否会跟随其他国家一样逐步放开，什么时候会结束动态清零的政策，在真的结束动态清零的那个时刻之前我们普通人会经历些什么，在那之后我们又会经历些什么？

还有，何时这一切会真的结束。

以上的问题既是重要、事关每一个人的，也是动态变化、存在不确定性的。我们在本文中尽最大努力收集尽量详实客观的数据，并基于数据尽力做出讨论、分析和猜测，特别是基于世界各国在开放政策下的冲击和经验，探讨中国未来应对疫情可能的路径。请原谅我们无法做的更好做的更多，我们仅希望通过一些文字记录这个让每一个人无法忘却的，又终将淡去的新冠疫情。

一、世界各国新冠数据带来的启示

要在迷雾中找寻我们自己的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参考前人的经验。幸运的是，在对待“奥密克戎”的战役中，具备不同生活习惯、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的世界各国已经采用了各式手段为后来者的选择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数据参考。

首先，我们翻阅了近期，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爆发后的一些研究和数据，来对奥密克戎做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确定性较高的结论（如果您对于学术细节不感兴趣可以看标题即可）。

（一）奥密克戎病死率下降但传播性大大增强

4月2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学术研究总结了2021年11月29日至2022年1月9日之间英国的超过150万例新冠感染病例，其中有100万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和45万德尔塔感染病例，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奥密克戎和德尔塔致病性对比的研究。研究发现，相较于德尔塔，奥密克戎病例的住院风险下降59%，死亡风险下降69%。

但关于奥密克戎具体的病死率（死亡人数/确诊人数），学界给出的研究结果大不相同。

2022年1月美国疾控中心CDC引用了一个针对南加州感染者的临床研究，通过对5.2万奥密克戎感染者的跟踪得出了病死率不足0.01%的结论。然而在该研究中，奥密克戎感染者样本人群中60岁以上的老人仅占8.8%，而美国实际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23.2%。此外在该研究中，仅有26.6%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未接种疫苗，而美国实际人口中，在奥密克戎流行前有超过40%未接种疫苗。Financial Times一篇报道估计，在大规模接种三针疫苗的情况下，英国奥密克戎病死率已经下降到0.04%。日本厚生省学者的研究指出奥密克戎的病死率在0.13%，相较与季节性流感的0.006%到0.09%的病死率高出至少40%。根据韩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机构（KDCA）统计，去年12月以来，韩国奥密克戎的病死率大概是0.18%。

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奥密克戎病死率的因素有很多，接种三针疫苗和未接种疫苗、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病死率可以相差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也使得我们无法用单一数字表示奥密克戎的病死率。

香港此轮疫情的数据显示，从2月份疫情爆发至3月底已有超过7000例死亡，占总人口的近0.1%，即便是假设440万的感染人数（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测算），病死率仍有0.16%，远高于前述美国和英国的研究结果。

对此我们有一个猜测，由于在疫情中致死风险最高的老年人可能很多已经在前几轮的疫情中去世了，在奥密克戎大流行期间海外所观测到的病死率或被低估。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仅2020年就下降了1.5岁，创二战以来最大降幅，而2021年前9个月（奥密克戎开始流行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显示出前几轮大流行中，很多老年人已经去世了。而香港此前防控措施做得较好，在2月份之前仅有总计200例死亡病例。而在此轮传播中，老年人成为香港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截至3月27日，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总死亡人数的87.4%。

此外，我们还需要首先厘清两个概念：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和死亡率（Mortality Rate）。病死率是指，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该病患者中的占比，而死亡率是指，人群中因某种疾病而死亡的人数在人群中的占比。

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后，我们可以看到即便病死率大大下降（反映了病毒致死性的下降），2021年12月奥密克戎成为主流病毒之后，美国日均死亡人数甚至高于之前德尔塔流行时期。（反应了考虑较低的致死率和较高的传染性后，病毒可能带来更高的实际死亡人数，见下图的第二个高峰）

这是因为即便病死率接近，奥密克戎和德尔塔或者流感病毒最大的区别其实在于，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性非常之强，所以哪怕病死率低，由于感染的基数大，所以绝对死亡的人反而更多。根据英国卫生安全局（UKHSA）最新的研究数据显示，奥密克戎BA.2变异株的传播速度比BA.1变异株快75%。张文宏认为，BA.2的基本传染指数R0可以达到8，而前世卫组织科学家Adrian Esterman估计，BA.2的传播性R0已达到12，高于几乎所有人类现今发现的传染病，而初代新冠病毒的R0数值仅有2.5。而最新发现的奥密克戎XE变种传播性较BA.2进一步增强，是否会成为未来的主流病毒还需要进一步观测。

（二）超额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方统计人数

截止目前，全球官方统计的新冠死亡人数是600万人，但是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英国《经济学人》的统计，在新冠大流行的过去两年中，全球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2000万以上，是官方明确记录死于新冠人数的3.3倍。（即实际可能有2000万人直接或间接因为新冠或这两年发生的其他特殊因素死亡）

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期内观察到的实际死亡人数与根据该地区过去趋势所测算出的正常年份中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包含直接死于新冠的患者，及间接由于新冠导致死亡的，如医疗挤兑导致由于无法接受适当治疗而死亡的其他疾病患者）。这是衡量大流行期间真正死亡人数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一个社会所要付出的真正代价的反应。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记录在案的新冠死亡患者大部分来自于中高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被记录的新冠死亡病例寥寥无几，也说明官方对于新冠致死人数的统计是存在较大遗漏的。

2022年3月份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期刊发表的文章，也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研究人员分析了191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以了解全球真实的新冠死亡人数。结果表明，全球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820万，是官方记录人数的3倍以上。其中，欠发达地区超额死亡率最高，例如南亚（主要是印度）的超额死亡人数是官方统计的9.5倍，南非的超额死亡人数更是达官方统计的14.2倍。这是由于，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没有足够的能力调查和记录所有死亡病例的死因，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而医疗资源的挤兑将使得患有很多其他疾病的人群因无法接受到合适的治疗而死亡。相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相对较低，美国的超额死亡人数约为官方统计人数的1.37倍，西欧约为1.48倍。

（三）疫苗（国产灭活疫苗及mRNA疫苗）对重症和死亡率保护作用显著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我们说病毒的病死率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其实是建立在广泛接种疫苗的前提下的。从下面美国和瑞士统计数据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各个时间维度上，接种疫苗都显著降低了死亡率，在美国，高峰时期每周未接种疫苗的每10万人中有23.13人死亡（全人口口径而非确诊病例口径），而接种三针疫苗的死亡人数仅为1.09，二者有21倍的差距；瑞士的数据更是显示，高峰时期每周未接种疫苗的每十万人中16.45人死亡，而接种三针疫苗的死亡人数仅为0.37，二者有44倍的差距。因此，只有做到疫苗的广泛接种，确保大部分人处在疫苗的保护之下，我们才能说，新冠的病死率已经达到了流感病毒的水平，也才具备了政策上逐渐放开的基础。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3月22日公布的研究成果表明，科兴的灭活疫苗与复星-BioNTeck的mRNA疫苗复必泰（等同于辉瑞-BioNTeck疫苗）均可显著预防重症和死亡率。接种两针科兴疫苗对60岁以下人群对预防重症有91.7%的有效性（复必泰95.2%），预防死亡有94%的有效性（复必泰96.4%）。两针科兴对60岁以上人群的保护稍逊，但是接种三针（加强针）后有效性明显增强，预防重症有效性97.9%（复必泰98%），预防死亡有效性98.3%（复必泰98.1%）。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疫苗对轻症的保护力相对较低，注射两针科兴疫苗仅能将轻症感染风险降低17.9%（复必泰31%），接种三针科兴疫苗后对轻症的保护效力也仅有42.3%（复必泰71.5%）。

（四）老年人风险较高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测算，相较于18-29岁的基准人群，75岁以上老人面临着140倍的病死率，而85岁以上老人的病死率是340倍。

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80岁以上的老年人病死率较年轻人高出数百倍，未接种疫苗的80岁以上老人病死率接近10%，而50岁以下的未接种疫苗的中年轻人仅有<0.1%的病死率，相差超过100倍，接种疫苗的80岁以上老年人仍面临3.58%的病死率，较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小于<0.01%的病死率相差300倍。

但接种疫苗确实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包括，将80岁以上老年人的病死率减少2/3，将70-79岁老年人病死率降低82%。这说明，在执行疫苗接种政策时，要更加关注老年人的接种率，务必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保护。

香港按年龄组别和疫苗接种情况的病死率

（五）疫苗效用可能会随时间衰退

根据智利的数据显示，近期奥密克戎大流行期间，接种两针疫苗已经不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了，死亡率与未接种人群几乎相对，而智利接种的74%是科兴的灭活疫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灭活疫苗对奥密克戎没有抵抗力呢？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国产疫苗整体来讲还是有效，特别是在完成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下。

首先，可以看到在2022年之前，接种疫苗人群的死亡率和未接种疫苗人群还是存在显著差距的，尤其是第三针的接种。（且根据前述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统计数据显示，科兴疫苗和mRNA疫苗均对预防重症和病死率有显著效果。）

那么为什么智利的两针疫苗在2022年之后似乎失效了呢？我们推测，可能是由于灭活疫苗的保护效力衰退较快的原因。

智利是全球最早开始接种疫苗，也是接种疫苗最积极的国家之一，去年2月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接种，至2021年8月底，已有超过70%的人完成了两针疫苗的接种，这也使得智利的疫情一直控制的相对较好，在2022年之前接种疫苗对于死亡率的改善还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疫苗有效性是随着时间下降的。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和德克赛斯大学研究人员在Science期刊发表的论文显示，随着时间疫苗有效性下降显著，Moderna疫苗的有效性从2021年3月份的89%下降到10月份的58%，同期辉瑞-BioNTeck疫苗的有效性从87.9%下降到45%。英国卫生安全局3月2日在NEJM上发表的结果显示，接种辉瑞-BioNTeck疫苗2至4周后，对抗奥密克戎有症状感染的保护效力为65.5%，但接种25周以后效力将至8.8%，接种加强针2至4周后，保护效力为67.2%，但10周后也会将至45.7%。此外根据泰国此前的一项研究表明，接种第二针科兴灭活疫苗三个月后体内抗体的水平仅为12%（一个月内为60%），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余文周介绍，灭活疫苗第二针接种完6个月后，中和抗体平均滴度下降至阴性水平。因而进入到2022年，智利大部分人的第一针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疫苗的保护效力已经下大大下降了，出现死亡率上升的情况也就不出奇了。

此前曾有人讨论过，智利三针保护率提高是否因为第三针主要接种的是mRNA疫苗？答案是否定的。

通过智利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去年9月21日，智利总共接种2832万剂疫苗，其中辉瑞728万剂，科兴1997万剂。截止2022年3月21日，智利总共接种3463万剂疫苗，其中辉瑞791万剂，增加了63万剂，而科兴接种了2559万剂，增加了562万剂。也就是说在过去半年的第三针接种周期中，智利总共接种的646万剂疫苗中，89%来自科兴，仅有10%来自辉瑞。以上数据也较好的印证了科兴疫苗的有效性，以及与香港大学研究的匹配度。

（六）公共卫生政策可以有效放缓病毒传播速度

尽管病毒传播力惊人，但从各国的确诊曲线来看，曲线的陡峭程度有很大差异，防疫政策较为严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确诊曲线更为平滑，这说明，我们是可以通过公共卫生政策人为的延缓病毒传播速度的。

德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公共卫生政策均包含：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限制聚会人数、进出公共场所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确诊和密接均需要隔离等政策。此外，德国和日本对下线实体店的营业也有一定限制，德国自2021年年底开始关闭了夜店和部分商店，日本要求餐厅晚8、9点之后不营业。这些政策以及整个社会相对紧张重视的氛围和民众的纪律性都有效的减缓了病毒扩散。

而2022年2月底以来很多欧洲国家的政策放松之后，我们看到各国的新增病例数都开始重新增长，德国和奥地利的新增病例都超过了此前的最高峰，而世卫组织的地区负责人也在3月22日警告说，欧洲部分国家“过于突然”的取消了疫情相关政策，导致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激增。而后，一些国家的防疫政策又有收紧，譬如奥地利在取消强制佩戴口罩规定两周后，3月23日重新要求在封闭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并且是FFP2（N95同级别）口罩。

（七）特效药疗效带来新曙光

2021年12月24日，美国FDA授予辉瑞研制的Paxlovid紧急使用授权（EUA）。Paxlovid是是目前临床数据最佳的新冠特效药，每疗程由300mg（2片）nirmatrelvir和一片100mg利托那韦组成，每天服药2次，连续服药5天。一盒药物含有5个泡罩包装的Paxlovid，作为nirmatrelvir片剂和利托那韦片剂的联合包装，提供完整5天疗效所需的全部剂量。该EUA基于2/3期EPIC-HR研究的数据：与安慰剂相比，Paxlovid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低89%（症状出现后3天内启动治疗）和88%（症状出现后5天内启动治疗）。

特效药的出现也给疫情带来了新的曙光。

中国在2月份批准了Paxlovid用于新冠的治疗，并已在3月17日首批进口了2万个疗程。但目前Paxlovid的全球生产产能还有限制，辉瑞预计2022年上半年可以生产3000万疗程，下半年生产9000万疗程，但在目前全球每周确诊病例就超过千万的情况下，可以说仍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此外，Paxlovid成本也较高，一个疗程需要529美元，约合人民币3378元，若要用于广泛的治疗还有一定困难。因此，对于特效药未来的供给和成本情况还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或许会成为中国未来逐步放开的一个有力支持。

二、世界各国感染率、死亡率及相关影响因素

国家放开后所面临的感染压力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在前期已经感染进而部分免疫的人群数量、疫苗的接种率（接种针数、接种效期、疫苗种类）、人口结构和健康程度、国内医疗条件、公共卫生情况及届时的政策、社会管制的强弱以及人们对于新冠的自律行为等多重因素。我们观察了几个数据比较全面的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的国家或地区，以上因素的差异也导致了感染率死亡率的差异。由于导致感染和死亡的因素非常复杂，我们无法做全面的归因分析，在本章节中，我们仅试图做相应的定性和启示性的归纳。

首先，我们集中观察了新加坡、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香港的官方报告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以上各国（地区）的死亡率（死亡人口/总人口）存在较大差别，新加坡、日本在控制奥密克戎的过程中效果最好，其次为欧洲各国，美国、香港效果较差。

另对于以上六国+香港的数据如下：

对于以上数据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提示的：

1.我们重点关注奥密克戎流行以后的数据，对之后中国的情况更有启示性。

2.累计确诊的人数基于目前各国的统计方式，有大量漏报的可能性，故大部分国家感染率（累计确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应该是严重偏低的，病死率（死亡人数占确诊人数的比例）应该是严重偏高的。

3.官方统计报告的因新冠死亡的人数是相对准确的，因而死亡率（死亡人口/整体人口）也是相对准确的，也较为真实的反映了疫情对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4.以上国家（地区）疫情均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感染率和死亡率仍在持续上升。

通过对于上述数据及各国政策的分析，我们尝试列出几点可能会影响感染及死亡人口的因素：

1.疫苗接种率明显与死亡人口占比呈负相关，疫苗种类、接种时间可能会有影响

死亡率（死亡人口/整体人口）和疫苗接种率存在一定负相关，反映了疫苗接种可以有效降低重症和死亡。

香港本轮死亡率偏高，除了疫苗接种率偏低的原因外，我们考虑香港有40%是接种的科兴疫苗，效力相比其他国家接种的mRNA疫苗偏弱也是原因之一。

日本似乎是一个特例，尽管三针接种率偏低，但死亡率仍然很低。但在前述提到的华盛顿大学关于超额死亡的测算中，日本在过去两年中的超额死亡率是6，远高于一般国家1-1.5之间的水平，反应了日本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新冠死亡病例未被统计，因而死亡率可能被低估。

2.适度公共卫生政策的有效性，过渡期相对严格的管制及民众的纪律性

新加坡、日本、德国均在过渡期实施了相对严格的管制政策，同时东亚及德国民众的依从性纪律性也相对较好，使得该三国病毒扩散较慢，感染率较低，总死亡人口也相对偏低。

而香港人口密集，且公共卫生政策效果不佳，导致病毒快速扩散，引发的医疗资源挤兑或许也是造成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

3.奥密克戎以前的死亡率会对本轮死亡率有影响

对于香港的高死亡率，我们还看到，香港在奥密克戎流行前管控相对较好，仅有200例死亡病例，未出现大量患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出现死亡，而在奥密克戎流行期间老年人的死亡大大推高了整体死亡率。

4.医疗资源是否充裕及公共卫生政策如何有效利用资源也是核心问题

如前所述，从千人病床、医生、护士、ICU几个角度来看，德国、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是相对靠前的，中国相对落后；但医疗资源的绝对值只是一个角度，是否均衡以及是否能通过公共卫生政策有效组织应对疫情将显得更为关键。

最终用以上因素衡量中国的现状，

1.疫苗因素：中国疫苗接种率为二针85%，加强针40%；考虑到灭活疫苗的效力偏弱且随时间衰减较快，目前的疫苗保护程度仍有较大不足，在开放前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接种率，同时可以考虑引入mRNA疫苗，而对于接种时间较长的人群可能需要补打第四针。

2.公共卫生政策及民众依从性：公共卫生政策及民众的依从性角度应该是中国的优势。

3.前轮感染程度及人口老龄化：中国是此前防疫做的最好的国家，未出现大规模死亡，因而大量患有基础病的老人将是未来病毒扩散下的高危人群。但从人口结构来看，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目前占比14%，相比欧洲、日本现阶段老年人占比不高。

4.医疗资源：中国从人均床位数、医护人员、ICU病床数角度相比发达国家偏低，如何有效调动组织资源，或扩建方舱资源变得非常重要。

5.其他条件：中国相比其他国家后放开也有更有利的因素，比如病毒会随着时间进一步减弱，疫苗、特效药也可能会有更新的突破，医疗资源也有更长的时间做好准备等。

整体来讲，由于中国人口整体基数较大、疫苗尚未达到理想状态的接种率、医疗资源相对不均衡，中国在后续开放的进程中会面临一定的挑战，因此目前仍在积极的采取“动态清零”的政策并积极推进各类准备工作是非常合理的，但从长期看我们也猜想放开并与病毒长期共存应该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为何要放开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两年中，经过严格执行“动态清零”的政策，中国不仅将死亡人数控制在了极低的水平（与全球超过600万的死亡人数相比，中国目前仅有4600例死亡病例），成为第一个从疫情中复苏的国家，在2021年实现了创记录的贸易顺差，还成功举办了冬奥会，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前期各类举措的优越性，作为身处中国的同胞我们都是无比幸运的。

对于新冠病毒来讲，一方面，病毒的自然变异已经使其成为了一种相对更温和、致病性更低的病毒，且疫苗和特效药的有效性都得到了验证，从外部条件来说，我们都进入了一个更好的时期。另一方面，进化成为传播性更强且更为隐秘的奥密克戎病毒也对我国的防疫政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使得防疫的范围和成本均进一步提高。2022年起局部不时爆发的疫情显示，要继续执行“动态清零”的政策需要我们付出比以往更大的代价。即便是在中国管理水平出众的上海，在疫情爆发以来的两年内第一次进行全民的居家封闭和核酸筛查，防疫政策甚至比2020年初更为严格，而即便这样每天上万例的确诊病例还是居高不下。

目前，大部分国家已陆续放松疫情管制。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不仅是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长期保持清零政策可能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进入长期的双轨制的发展模式中。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继续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的代价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开始思索持续执行“动态清零”政策的风险和收益。

近期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已经在考虑为下一步可能的防疫举措做出变化。2022年3月10日卫健委发布了第九版诊疗方案，增加了抗原检测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对轻症和无症状患者改为实施集中隔离而不再需要在医院接受集中治理，同时放宽了解除隔离的条件，迈出了分级诊疗的第一步。2022年3月22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在“每个省份至少建两到三家方舱医院”，在医疗资源上我们也在做积极的准备。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都相继出台了一些鼓励老年人接种的政策，努力提升疫苗接种率。

这些转变都说明，中国可能离调整“动态清零”政策至逐步放开越来越近了，但具体会是在什么时间？在具备什么前提下才有可能放开呢？而放开后我们会经历什么特殊的阶段呢？这些问题我们会在下文逐一讨论。

四、中国逐步放开的时机与前提

（一）放开的时机（何时调整“逐步清零”的政策）

如果说长期与病毒“共存”是一个必然，我们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来完成这一转变呢？

根据上面海外的经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变异后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已经成为了一种致病性较低的病毒，然而这是建立在广泛接种疫苗的基础上的，未接种疫苗和完整接种三针疫苗的病死率相差数十倍之多。因而，从“动态清零”阶段转变为“逐步放开”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达到广泛且有效的接种率，否则我们所面对的绝对不是流感级别的死亡。

然而，目前我国的疫苗接种情况并不十分乐观。截止到3月21日，85.9%的人完成了两针接种，但加强针接种率仅有45.6%。而中国是去年3月份开始大规模接种的，截止去年9月底已有72.56%的人完成了两针疫苗接种，这意味着大多数人接种第二针疫苗至今已超过了6个月的时间。考虑到疫苗效力的衰退，如果真的面临逐步放开的选择，进一步的保护是需要考虑的。

而从上海此轮防疫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从医疗资源、制度、管理、体制等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上海总人口2500万人，截止3月30日，累计本土确诊30439例，其中28860例为无症状患者，处于集中隔离但对医疗资源占用较少的情况，但也出现了对于医疗资源的挤兑。如果真的全面放开（无目前的官方严格管控措施），按照香港此轮传播速度来假设，上海日均感染人数是总人口的1%，也就是25万人，香港高峰期感染人数是总人口的4%，也就上海高峰时或会达到70到100万，是当前的几百甚至上千倍。即便仅有1%的住院率也意味着将有数万的感染者需要入院治疗。届时不仅是很多新冠患者无法得到合适的治疗，死亡率会大幅上升，还会有很多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医疗资源的挤兑而丧失最佳治疗时机，及其他各类原因可能造成的超额死亡。

此轮上海疫情中，也看到了中央不惜代价也要继续执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决心，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达到逐步放开的条件，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需要完成。我们预计有可能会在2022年进一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而在2023年可能才会开始考虑逐步放开的举措。

（二）准备期的工作（在逐步放开之前）

那么有哪些可能的准备是需要在“逐步放开”前尽量完成的呢？

首先就是进一步加强三针疫苗的接种率，尤其是老年人的接种率。对于第三针疫苗接种超过一段时间的人群，启用第四针也应该纳入考虑。以色列已有74万人完成了第四针疫苗的接种，研究发现，接种后的一周和两周后，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抗体分别增加了8倍和10倍，且接种第四针不存在新的安全风险。英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均已启动了第四针疫苗的接种。

为了提升疫苗接种率，一方面我们看到各地都在因地制宜的推出鼓励老年人接种疫苗的措施，另外在未来政策的执行期，也可能会参照欧洲国家此前的2G/3G政策（即要求进出某些公共场所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核酸检测证明或新冠康复证明），德国此前的2G+政策则更为严厉（即仅完成两次疫苗接种的人群还必须同时持有当天新冠测试阴性证明才可在餐厅堂食）。

确保大部分人群处在疫苗的保护之下，尤其是提高对感染和死亡风险较高的老年人的接种率是政策放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也是需要时间来完成的。在2021年，中国用了6个月的时间实现了70%的两针接种率，以这样的接种速度来看，完成接种第三针和第四针的接种，或许也将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另一个可能的准备是需要做好前期充分的科普宣传工作。尽管病毒在快速变化，但是很多民众对于病毒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两年前，尤其是国内一直以来执行的“动态清零”政策使得很多人对于病毒还是比较恐惧的。因此，一旦政策突然转变，民众的反弹情绪会非常强烈。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建立对新的毒株致病性的科学认识前，在很多人头疼脑热都要去医院的观念下，大规模的感染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恐慌性挤兑，甚至是整个医疗体系的瘫痪。因而，提前可以通过有效的科普或各类宣传方式，让民众消除对病毒的过分恐惧，并建立可通过抗原检测自行诊断、轻症可以居家自愈的广泛认识。

此外，从整体政策的准备上来看，需要确保充足的抗原检测盒供应，建立起充足的医疗资源准备（从方舱医院到ICU到医护人员），并做好一个地区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时的完整防疫预案，完善的分类就医流程，这些在上海的疫情中可以见到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

（三）如何逐步放开（调整动态清零的政策）

一个普遍的误区是：一旦放开，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没有隔离、没有封闭、人员自由流动、甚至边境大开的阶段。然而事实上，某些西方国家可以“躺平”，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资本。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是人均医疗资源不充裕且区域之间非常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具备“躺平”的条件的，一旦政策大幅放开，必然导致病毒快速蔓延，对医疗资源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虽然中国每千人病床数已达4.3张，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水平，但每千人医生和护理人员数量仍非常不足，分别仅为2和2.7人，相比之下，英、美、德、日的每千人护理人员数量均超过10人。而如果我们仅看ICU病床数量就会更加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加显著，中国平均每10万人仅有3.5张ICU病床，是美国的1/10，德国的1/8。并且，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分配存在巨大差距，医疗资源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在广大欠发达地区，人均医疗资源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因而逐步放开的过程中，过渡期的举措必定是渐进式的，要充分考虑到欠发达地区医疗资源的制约，尽量避免出现短时间内的快速爆发造成的医疗资源挤兑和社会恐慌。

我们认为，建立允许轻症和无症状患者（及密接）居家隔离的分级诊疗方案，或许是“逐步放开”阶段可以考虑的方式。普通人感染先居家隔离恢复，有基础病或是先天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才安排集中隔离，最后才是医院，这样才能在感染人数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然而由于在出现大规模感染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确保所有人严格遵守居家隔离政策，有多少人能够自觉遵守政策将大大影响病毒的传播速度（很难预测），因而在实行“居家隔离”举措过渡期，可能也会匹配较为严格的限制出行措施，如鼓励居家办公、暂停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共活动场所或限制营业时间，限制聚会人数、限制旅行、限制未接种疫苗人群出入非必要公共场所等。一段时间后，在观测到政策执行的效果，且病毒的传播速度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情况下，才会逐步放松对出行的管控。在这一过程中，防疫政策的松动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个有序的、渐进的过程，同时还要保留随时根据疫情扩散情况调整实施力度的灵活性。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以“全民免疫”和“共存”作为最终目标，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周期可能会拉的很长（以确保确诊曲线的平缓，没资源挤兑），估计可能会是10个月到1年以上的过渡期（见下文），不同程度的公共卫生政策可能会有较长的过渡期。

此外，为了尽量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挤兑，还需要推广抗原自检。从检测方式来说，核酸检测成本高、效率低，不利于早期发现，尤其是病毒大规模扩散时期，依靠核酸检测追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因而确实可以考虑引入抗原检测以弥补核酸检测的缺点，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

五、中国逐步放开阶段所需时间（从调整“动态清零”政策到“完全放开”所需的时间）

为了了解逐步放开对经济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我们测算了一下整个放开过程所需要的周期，但疫情的传播有非常多的变量是无法准确估计的，我们目前只尝试做一个猜测。

首先，通过前面的分析，逐步放开中主要的一个瓶颈在于如何避免医疗资源的挤兑。首先看一下现有病床中有多少可以用做新冠治疗。

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奥密克戎流行期间，确诊人数与住院人数不是成比例变动的，确诊人数大幅上升时，住院人数上升较慢，似乎存在一个上限，这一上限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医疗系统所能承受的新冠患者容纳的极限。从各国数据来看，这一比例大约是10-15%（新冠住院人数/确诊人数）。这将是限制我们控制病毒传播速度不发生医疗资源挤兑的一个关键条件。兴建方舱是一个很好的对现有医疗资源的补充，可以帮助我们尽量提高这一比例的上限，然而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由于中国不同地区间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和ICU床位/医生/护士的不足，使得我们在考虑这一比例时必须更加保守，在这里我们假设以10%的床位比例用于新冠患者的治疗是我国医疗体系的一个上限。

其次，我们来估算一下有多少人需要入院治疗。

由于各国确诊人数统计口径差异较大，我们以相对更准确的死亡人数来做推算，可以看到死亡人数与在院接受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间存在一定线性关系，不同国家之间有所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接受新冠患者治疗的标准不一。在下图中，左轴为日新增死亡人数（每百万人），右轴为新冠住院人数（每百万人），左轴和右轴之间的比例为1：100，由于统一为每百万人的数据，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也是可比的。

可以看到，美国住院/死亡比例（在院人数/日新增死亡人数）最低（橘色线比棕色区域相对低），在大多数时段这一比例均小于50，法国在各个时期这一比例均超过100左右，英国和加拿大在高峰时期这一比例小于100但在死亡（感染）数较低的时期这一比例在100左右，而日本和新加坡的住院/死亡比例最高，在各个时期均高于100，平均在150左右。（这个数字在图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大致可以看到越小橘色线就比棕色区域越低）

日新增死亡人数（每百万）与新冠住院人数（每百万）

最后再根据各国数据做出对确诊率、死亡率的假设，在中国14亿人口，总病床数大约是600万，若以新冠治疗占用全国10%的床位数为限制条件，在基准情形下，整个周期大约需要10个月-1年以上来平稳过度（至少需要10个月来逐步放松管控，才能保证住院人数不形成医疗资源的挤兑，而取得平稳过渡）。不过中国的政策执行力度一贯是超越各国，对于新冠的历史战绩也是超越其他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实际的各项确诊率、死亡率会低于其他各国，过渡期也会因此缩短。

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逐渐放松“动态清零”的政策并与世界接轨将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中间是否会出现过渡期的阵痛。

不同于相对激进和乐观的一次性全面放松的观点，首先，本文重点讨论了“逐步放开”的必要前提，即中国疫苗接种率的进一步全面提升，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疫苗接种率的大幅提升，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以及医疗资源和政策的准备。

其次，在“逐步放开”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将面临一个政策适度管制的时期，该时期尽管已脱离动态清零的要求，但相对谨慎的公共卫生政策、相对高数值的感染人数、对于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民众届时的自律行为及心态都将是对社会的一次考验。公共卫生政策及各类经济、宣传的组合拳是否能有效控制病毒扩散的速度，使感染曲线尽量平滑，而不至于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和过多超额死亡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看到新加坡、日本、德国等国，在政策得当及民众相对谨慎时，平稳顺利的通过了“逐步放开”阶段的考验，而中国在过去两年中也体现了非常强的执行力，相信实际情况会比想象中更好。中国在政府有力的领导下和相对自律的民众的支持下一定能顺利的通过考验，并进入到全民免疫的“后疫情阶段”。

最后，我们考虑中国可能会在2022年继续推进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而在2023年或将进入逐步开放的过渡期，在这一过程中，实体经济难免收到一定冲击，但伴随各类更有力的政策来稳定经济和就业，我们也终将走出新冠的阴霾。（本文系为作者投稿，授权《看医界》发布，不代表《看医界》观点；）

编辑：骆秉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