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大同：肿瘤患者的守望者

和储大同搭档18年的同事评价他：“把中国的肿瘤事业推进了一大步。”经他治疗的患者总会觉得：这个医生用药很不寻常，遇见他很幸运。之所以要记录储大同，是因为他符合我们对于一个好医生的全部想象。

碰上他，很幸运

       霍女士，2006年确诊肺癌晚期，进行了手术和化疗。2009年复发入院，由储大同主治。因为她骨髓系统特别脆弱，很多药都不能用，储大同精心确定了治疗方案，采用小剂量方法，不断调整药品种类和用药时间。经过基因检测，显示她对靶向治疗药物易瑞沙敏感，储大同嘱咐她“服用三个月停三个月”。这种治疗方案是非常规的。通常，服用易瑞沙的患者需要每天一粒，而8个月到1年便会产生耐药性。直到现在，霍女士还在坚持“服用三个月停三个月”的医嘱。在记者面前，丝毫感觉不到她是一位肺癌晚期患者。霍女士说：“储大夫实实在在救了我的命。”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李峻岭介绍说：“储主任对于复杂的肿瘤，总能发现一些可贵的因素，找到治疗的途径，使得一些无望的患者得到生存机会。”

       有不少患者拿着储大同开出的治疗方案回当地医院治疗，当地医生虽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开出这样的方案，但确实看得到效果，便照猫画虎地用来治疗同样病情的患者。

       跟随储大同出了三年特需门诊的杜春霞，更是感慨于储大同的非常规用药。“有一个病人在用过一种化疗药不起作用后，过了几个月储主任又给他用这个药，居然又有效果了。我当时很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介绍我看国外学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我才有点明白。”杜春霞解释，这篇学术文章很前沿，是说肿瘤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过化疗后，肿瘤也会适者生存。杜春霞说，很多医生是没注意到这一问题，储大同不仅看到了，而且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自如。

       储大同大夫接手的病人，往往是在别人“能治的法子都用尽了”的时候，他的“非常规”治疗依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李峻岭和众多的同事们非常清楚，储大同的种种“非常规”治疗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建立在循证医学基础上，基于他深厚的专业功底和渊博学识，并具体到个人的探索性治疗。他在靶向治疗、生物免疫治疗等前沿治疗领域具有深厚造诣，以及对药物作用机理、细胞信号通路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正如他的一位病人所说：“检测技术和药物都不断进步，储大同能把很多东西关联起来，作出独特思考和独特决策。我们能碰上他都觉得很幸运。”

不自封，看得远

       “早在1997年，储大同就提倡多学科协作模式（MDT）。那时，国内大多数医生还不知道什么是MDT。”这种模式现在已经遍地开花，和储大同搭档18年的王金万很佩服：“我们没有他看得那么远。”

       王金万说：“简单地说，就是多学科会诊，病人是受益的。”而一位正在接受储大同治疗的胆囊癌患者深有体会：“我听过他们的会诊，对病人的病情和用药方案都非常严谨。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对病情进行综合评估后，看是增量还是减量，要不要换药。参加这样的会诊是一种享受。”

       储大同从不故步自封，而是紧跟肿瘤研究的世界潮流，并结合自己扎实的研究，不断迸发出超前的理念。他的妻子林女士告诉记者，储大同现在正在关注肿瘤个体治疗方法，“比如，在肺癌病人的基因里发现了乳腺癌的基因，由于这个基因的存在使肺癌加重了。所以，不一定要用肺癌的药来治，而要用乳腺癌的药来治。”她介绍，储大同发现并救治过这样一例病人，效果不错：“这种个体治疗的方法是新概念。据我所知，只有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M.D.Anderson癌症中心原来的院长在主导这方面的研究。”

       林女士在美国从事肿瘤基础研究已近30年，她和储大同志同道合，平时多以网络电话联系，谈得最多的是肿瘤治疗方面的事。“他在给我分析病历的时候都是很仔细的，甚至画图给我看。我说是不是有点书呆子？他说不，这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夫妻分居两地，储大同在国内的生活很清苦，很少出去应酬吃饭，晚饭经常以速冻食品果腹，觉得这样可以省出时间研究学术资料。他每年会到美国待一两个月，而林女士对他这段时间的印象就是，要么在电脑旁工作，要么去医学书店扛回医学书籍。储大同的同事们觉得，看资料和看病是他最大的享受。

       已是70岁的储大同仍在厚积薄发。

一直在守望

       “我不想走，你们救救我……”

       那是一个18岁的女孩，患有巨大纵隔淋巴瘤，用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能留住她。那时储大同刚做住院医生：“我心情极其复杂，恨自己水平低。”

       1984年，储大同以访问学者身份赴M.D.Anderson癌症中心临床免疫和生物学治疗系进行协作研究。经过3年的努力，储大同发现，黄芪的成分F3可以提高LAK细胞的杀伤能力，并且大大减少白介素-2的诱导剂量，从而为临床减毒或无毒使用白介素-2开辟了新的途径。

       1987年，储大同在美国的教授帮他找到研究基金，希望他留下。储大同没有忘记那个小女孩，他对妻子说：“我要回去，我要让中国的肿瘤治疗水平跟上美国，跟上世界。”

       1990年，美国加州一个组织邀请储大同协作进行基因研究，两年结束后，教授再次希望他留下，储大同毅然回国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肿瘤学研究还处于“小作坊”时代。一群中青年医生深感要团结起来做一些事，储大同正是其中呼吁者之一。1997年，他参与创建并当选为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主任委员。

       在我国，单个中心开展的临床研究病例数量很少，做得再好也不被国际承认，所以要团结起来，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在担任CSCO主任委员8年时间里，储大同组织开展了十几项全国多中心协作研究。在他的推动下，CSCO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欧洲肿瘤内科学会结成姊妹学会关系。

       这一切令储大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之不易。

       2006年卸任CSCO主委后，储大同又承担了一项新使命：组建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CGOS）。聊起这件事，妻子表示反对，觉得太辛苦。储大同却说：“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有老年肿瘤学会，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前列，而我国还几近空白。”

       在储大同的不懈努力下，CGOS聚集了我国中西医治疗肿瘤领域的“精英”学者，“CGOS的定位是学科带头人的学会，所有的成员都必须是学术精英。”储大同考虑最多的，是让学术带头人启动高水平的课题研究，力争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肿瘤治疗方法和标准。

       2010年，由储大同主编的《当代肿瘤内科治疗方案评价》出版，至今已出了三版，每次再版时，储大同都要逐字逐句修改。目前，他正在修订第四版。这本书被国内肿瘤内科界奉为“宝典”。李峻岭说，这本书被热捧是有原因的，储大同为此呕心沥血：“评价某个治疗方案需要查大量文献，储主任把与肿瘤有关的文献都查得差不多了。”

       储大同一直很重视培养年轻人，在担任CSCO主委时，储大同成立了一个基金，用于资助年轻医生出国进修。他首次建立了副秘书长分工负责制，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学会的实际工作中来。

       储大同经常说：“我们年纪大了，需要年轻人上来。”

较真儿的“书呆子”

       储大同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这5年中，他个人提案只有3件，数量不多，却重在质量。他的原则是：不了解情况的不说，没调查研究的建议不提。

       最让他记忆犹新的是2012年3月4日下午，胡锦涛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他们的联组讨论。

       在这次联组会上，储大同作了《走出“医药分家”困局的解决办法》的发言。他建议引入商业医疗保险制度，把各级政府的相关财政投入全部用于农村地区和城镇普通居民。国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和部分有条件的小单位全部实行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在政府的有力监管和指导下有效地发挥各大商业保险公司的作用，有效地调动各参保单位的潜力。

       至今想起来，储大同还觉得意犹未尽。那天，他和在美国的妻子通过网络视频聊天，高兴地说：“只有做了调查研究后的发言，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原来，参加此次全会前，储大同趁去美国看望妻子的机会，专门拜访了休斯敦一位研究医疗保险的专家。这位专家曾是乳腺癌患者，她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看病经历，分析了美国医疗保险的利弊。储大同回国后，又找到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文件细读分析，最后形成自己的建议。

       储大同喜欢这样评价自己：“我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书呆子。”无论是给病人看病还是为民生问题建言，都很“较真儿”。

储大同教授简介

       教授，主任医师。伦理委员会主任，国家抗肿瘤药GCP中心副主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在30多年的临床实践中，他在肺癌、胃肠肿瘤以及肾癌、黑色素瘤等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生物治疗和分子靶向治疗中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参加过多项国内外临床研究课题。是集临床和基础研究、中医和西医均有一定造诣的临床肿瘤内科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