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技术“百科全书” ——技术导航回顾

“生化”主题中，《肝纤维化》首先从肝纤维化定义出发，说明哪些肝病伴有肝纤维化、肝纤维化造成什么后果、肝纤维化的诊断，并详细说明血清学检查中肝纤维化四项：Ⅲ型胶原PCⅢ、Ⅳ型胶原CIV、透明质酸HA、层粘连蛋白LN的临床意义与临床解读。肝纤维化是指肝脏内弥漫性细胞外基质（特别是胶原）过度沉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许多慢性肝脏疾病均可引起肝纤维化，其病因大致可分为感染性（慢性乙型、丙型和丁型病毒性肝炎、血汲虫病等），先天性代谢缺陷（肝豆状核变性、血色病、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等）及化学代谢缺陷（慢性酒精性肝病、慢性药物性肝病）及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肝汁性肝硬化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在正常肝组织中，各种细胞及细胞外基质万分有精确的相对比例和特定的相对空间位置，通过细胞之间、细胞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的信号传递精确地调控结构、功能和代谢状态，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微生态系统。从动态的观点来看，纤维增生是指各种细胞外基质合成增加，而纤维分解则是指细胞外基质的降解过程；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取决于二者的“净效应”。急性肝损害所致肝脏纤维增生是机体对于肝实质损伤的一种修复反应，一旦病因去除则过多的细胞外基质被降解，肝组织内细胞与基质万分恢复正常，因而不产生肝脏纤维化。但慢性肝病所致的持续或反复的肝实质炎症坏死可引起纤维结缔组织大量增生、而其降解活性相对或绝对不足，因此大量细胞外基质沉积下来形成肝纤维化。如果肝纤维化同时伴有肝小叶结构的破坏（肝再生结节），则称为肝硬化。但是，在临床上难以将两者截然分开，因为慢性肝病由肝纤维化到肝硬化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近年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表明，如果能给予有效的病因治疗，或能直接抑制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和/或促进其降解，则已经形成的肝纤维化甚至早期肝硬化也是可以逆转的。《肝星状细胞（HSC）》中说明HSC的定义、发现历程、特征及功能。肝炎后肝纤维化的病因一般认为是肝细胞坏死及凋亡所引起的，是组织坏死、凋亡时血流中血小板释放对纤维化有促进作用的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所致。然而在其他组织损伤时血流中也出现pDGF，却未见肝发生纤维化，说明pDGF可能不是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肝脏发生纤维化时肝细胞外基质的增加；星状细胞转变为肌纤维母细胞和星状细胞胞浆内视黄醇减少这三个现象都与星状细胞有关，因此星状细胞开始被认为是引起肝纤维化的主要细胞。肝星状细胞活化并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MFB）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ECM），这是肝纤维化发生的共识，ECM沉积在Disse间隙中，是假小叶形成的重要原因。HSC在肝脏再生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而Disse间隙则发挥类似于“干细胞微环境”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慢性肝损伤修复过程中，不仅存在EMT，还存在间充质一上皮细胞转分化（MET），即MFB可被诱导转化为肝细胞、胆管内皮细胞甚至静止期HSC，为肝纤维化的可逆转理论奠定基础。正常情况下肝星状细胞处于静止状态。当肝脏受到炎症或机械刺激等损伤时，肝星状细胞被激活，其表型由静止型转变为激活型。肝星状细胞位于肝窦周Disse腔内，约占肝脏所有细胞的13%。在病理条件下如肝脏受到物理、化学及病毒感染生物因素的刺激时，肝星状细胞增殖并激活，转变为“肌成纤维细胞”，表达α-平滑肌动蛋白、合成ECM等。肝星状细胞的持续激活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激活的肝星状细胞一方面通过增生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参与肝纤维化的形成和肝内结构的重建，另一方面通过细胞收缩使肝窦内压升高，这两类变化最终奠定了肝纤维化、门静脉高压症发病的病理学基础。

“临检”主题中，《常见人体消化道寄生虫形态特点》汇总似蚓蛔线虫、十二指肠钩口线虫、美洲板口线虫、毛首鞭形线虫、蠕形住肠线虫、粪类圆线虫、布氏姜片吸虫、带绦虫、华支睾吸虫、日本血吸虫、溶组织内阿米巴等寄生虫，说明其特点及鉴别。消化道寄生虫或肠道寄生虫是指寄生于人体胃肠道的一类低等动物，也是人体寄生虫中种类最多、感染最常见、分布较广的一类。消化道寄生虫的致病，多数局限于消化系统，但有些虫种因致病机制不同而导致主要损害和临床表现不在消化道，如钩虫和阔节裂头绦虫的致病主要表现为贫血；有些种类既可损害消化道，也可累及肠外组织器官，如溶组织阿米巴首先引起肠壁溃疡，继而侵犯肝、肺、脑等部位形成脓肿；有少数蠕虫，成虫寄生于肠道，幼虫寄生于肠外组织中，并以幼虫为主要致病阶段，如旋毛形线虫、链状带绦虫、曼氏迭宫绦虫等；有少数虫种主要为机会致病类，如隐孢子虫、粪类圆线虫、短膜壳绦虫等。消化道寄生虫的离体途径，绝大多病原体随粪便排出到外界，个别种类可移行到人体肛门周围产卵。因此，对其感染诊断基本采用粪便检查方法。蠕虫的离体阶段多为虫卵或虫体，在作检验时较易判断和掌握，但对原虫检查，由于虫体小，检查方法较复杂，诊断难度也较大。《炎症性肠病》从IBD的历史溯源、发展历程、我国发展情况、机遇与挑战四方面进行说明。对UC症状的描述要比CD早200多年，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有资料显示，当时英国王室成员如Bonnie Charlie王子（1720-1788）和William Johnson爵士（1715-1774）均受该病困扰。然而直至1859年英国Samuel Wilks医生报道后，UC这一概念才被正式提出。Samuel Wilks医生报道的患者是一位42岁的女性，其临床表现为慢性腹泻伴发热，囿于当时的医疗水平，该患者不幸去世。根据尸检结果，Samuel Wilks医生首次将该疾病命名为UC，即便有这样的命名，该患者最终的肠道病理结果却为回肠和结肠全层炎。根据这一结果，有学者提出该患者罹患的疾病并非UC，而极可能是CD，这也许是CD和UC难以鉴别的最早证据，同时也是后来将这两种疾病归为IBD的最早渊源。根据现有证据，可认为IBD相关易感基因的表达参与了宿主肠道对微生物的免疫应答调节过程，而且在维持宿主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微生物及免疫系统稳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肠道微生物群落及其代谢产物、宿主易感基因，以及宿主肠道黏膜先天性或获得免疫应答失衡三方面相互影响，在IBD的发病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国内学者结合国情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如CD与肠结核的鉴别诊断、我国IBD患者硫唑嘌呤合适使用剂量、我国IBD患者遗传易感性等。学者们所作的努力必将保证IBD患者接受到更加优质的个体化治疗，这不但是患者的福祉，也体现了当代医学的价值。有必要也必须在建立多中心协作组的基础上，大力开展针对中国IBD患者的临床研究，并依此证据制订指南，最终指导国内IBD的临床实践。“依据中国证据、制订中国指南、调控中国实践”是消化科医师应该追求的目标。《粪钙卫蛋白在炎症性肠病中的应用》指出粪钙卫蛋白具有充分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对可能患有器质性肠病的患者进行鉴别，评估疾病活动度和疗效，可预测即将发生的临床IBD复发。下游肠道症状，包括伴随腹泻或便秘的慢性腹痛或不适是一级和二级护理中的常见症状。这些症状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引起，IBD、UC、CD和IBS是引起这些症状最主要的原因。IBS是一种功能性肠病，目前引起该疾病的原因不明，该疾病也没有其独特的病理学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尽管该疾病没有有效的日常方法进行干预，但它与多种肠道疾病的发病有关。据估计目前成人人群的IBS发病率介于10%—20%之间或更高，而且许多出现IBS症状的患者却并没有就医治疗。该疾病最常见的发病年龄是20岁至30岁之间，该疾病老年人群的发病数量明显上升，女性罹患该疾病的概率是男性的2倍。UC和CD是IBD最常见的两种形式。UC的发病率大约为每10万人中100-200人；CD的发病率大约为每10万人中50-100人，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与亚裔和非洲裔加勒比人种相比，IBD在高加索人种人群中更为常见。典型的发病年龄阶段是15-30岁，但是高达20%的发病出现在儿童阶段。UC和CD都属于忽轻忽重且容易受多种原因影响而复发的疾病。尽管大约10%的UC患者在诊断后的10年内需要进行结肠切除术，但是CD患者的预后比UC患者更差，因为与IBS相比，IBD症状显著，诊断相对容易。传统的诊断方法主要包括血液试验，如全血计数来排除贫血症。《新型生物标志物在炎症性肠病诊断中的新兴作用》指出，目前炎症性肠病（IBD）的诊断没有金标准试验。医师必须依靠很多诊断工具包括临床和内窥镜评价以及组织学、血清学和影像学评估。对于一级护理和二级护理医师来说真正的困难是区分功能性疾病患者与真正的潜在IBD患者。除此之外，总有溃疡性结肠炎（UC）或克罗恩病的漏诊或延诊问题。即使确诊了IBD，对于区分UC或克罗恩病也常常存在不确定度。因此，如果诊断不正确，可能会严重影响最佳诊断和管理。内窥镜评价使患者感到不适和不便，并具有很大风险包括穿孔，成本也高。久而久之，使用生物标志物来帮助诊断和区分IBD越来越常见。然而，还没有一个生物标志物的灵敏度或特异性足以单独用于诊断IBD。当前的血清测试包括C-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这些测试便宜、可靠，但是特异性不强，因此不是理想的试验。粪便测试比如粪钙卫蛋白是特异性更强的工具，目前广泛用于临床。无创取样的临床价值最高，并且随着代谢组学、遗传学和蛋白质组学的最新进展，现在更多工具可用于开发灵敏度高和特异性强的生物标志物来诊断和区分IBD。其中很多新进展仅处于早期开发阶段，但是未来应用于临床的前景广阔。《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诊断部分》则包括溃疡性结肠炎与克罗恩病，从诊断标准、疾病评估、鉴别诊断、诊断步骤、诊断举例、疗效标准等方面进行说明。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 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IBD是北美和欧洲的常见病，近30年来日本IBD发病率亦呈逐步增高趋势。我国虽尚无普通人群的流行病学资料，但近十多年来本病就诊人数呈逐步增加趋势则非常明显，IBD在我国已成为消化系统常见病。随着对本病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曾先后于1978、1993、2000和2007年就IBD的诊治制定过共识意见。近年来，对IBD诊治的研究进展很快，IBD的诊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因此，最近欧美各国亦对IBD诊治的共识意见作了相应修订。我国消化界近年来对IBD相当重视，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报道。鉴此，学组主要借鉴国外最新共识，并结合我国的研究成果和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2007年共识意见进行修订。力求使新的共识意见更能反映新进展，内容更全面、深入、更具临床实践的指导价值。本共识主要针对成人IBD的处理，对于儿童IBD的处理、IBD患者围妊娠期的处理等问题，因我国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经验，本共识未加讨论。

“肿瘤”主题中，《恶性胶质瘤》从胶质瘤定义、类型、临床表现、病理诊断及生物学标记、分级等方面对胶质瘤进行说明。胶质瘤为起源于神经胶质细胞的肿瘤，是最常见的原发性颅内肿瘤，主要有四种病理类型：星形胶质细胞瘤、少突胶质细胞瘤、室管膜瘤和混合性胶质瘤。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将胶质瘤分为Ⅰ-Ⅳ级，Ⅲ、Ⅳ级为恶性胶质瘤，占所有胶质瘤的77.5%，包括间变性星形胶质细胞瘤，间变性少突胶质细胞瘤，间变性少突星形胶质细胞瘤，间变性室管膜瘤，胶质母细胞瘤，大脑胶质瘤病等。胶质瘤的发生是机体内部遗传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明了，目前确定的两个危险因素是暴露于高剂量电离辐射和与罕见综合症相关的高外显率基因遗传突变。近年来，对TP53基因突变、P53蛋白表达和肿瘤干细胞的研究，是恶性胶质瘤发病机制研究的热点。胶质瘤临床表现主要包括颅内压增高及神经功能缺失的症状及体征。目前，恶性胶质瘤主要依靠CT或MRI检查取得影像学诊断，通过肿瘤切除术或活检术明确病理学诊断，分子、基因水平的病理学诊断研究正逐步深入。对恶性胶质瘤的治疗采取以手术治疗为主，结合放疗、化疗等疗法的综合治疗。手术可以缓解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并获得足够标本用以明确病理学诊断和分子水平研究。手术主张安全、最大范围地切除肿瘤，而功能MRI、术中MRI、神经导航、皮层电刺激、术中唤醒麻醉等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该目的的实现。放疗可杀灭或抑制残余肿瘤细胞，延长生存期，分割外放射治疗已经成为恶性胶质瘤的标准疗法。恶性胶质瘤具有原位复发的特点，且90%发生在在距原发灶2cm的范围内，优化局部放疗方案是治疗的焦点。近30年来，神经影像学及胶质瘤的治疗均取得一定进展，但恶性胶质瘤的预后仍无明显改善。《中国中枢神经系统胶质瘤诊断与治疗指南（2015）——检验部分》主要从病理学诊断、分子生物学标记两方面说明中枢神经系统胶质瘤检验指南。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将胶质瘤分为WHOⅠ～Ⅳ级，Ⅰ、Ⅱ级为低级别胶质瘤，Ⅲ、Ⅳ级为高级别胶质瘤。本指南主要涉及低级别胶质瘤、高级别胶质瘤、大脑胶质瘤病和室管膜瘤的诊治。近30年来，原发性恶性脑肿瘤发生率逐年递增，年增长率为1%～2%，在老年人群尤为明显。胶质瘤发病机制尚不明了，目前确定的两个危险因素是：暴露于高剂量电离辐射和与罕见综合征相关的高外显率基因遗传突变。胶质瘤临床表现主要包括颅内压增高及神经功能缺失。目前，诊断主要依靠CT及MRI检查等影像学诊断，一些新的MRI序列，如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和弥散张量成像（DWI和DTI）、磁共振灌注成像（PWI）、磁共振波谱成像（MRS）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开始应用于临床，对提高诊断水平及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组织学检查仍是病理诊断的基础，一些分子生物学标志物对确定分子亚型和进行个体化治疗及判断临床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胶质瘤治疗以手术切除肿瘤为主，结合放疗化疗等综合治疗方法。手术可以缓解临床症状，延长生存期，并获得足够标本用以明确病理学诊断和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放疗可杀灭或抑制残余肿瘤细胞，延长患者生存期，分割外放射治疗已经成为高级别胶质瘤的标准疗法。GBM、少突胶质细胞瘤和低级别胶质瘤的胶质瘤是一组具有胶质细胞表型特征的神经上皮肿瘤的总称，是颅内最常见原发性肿瘤。GBM明确的预后相关因素包括：肿瘤的组织病理学特点、患者年龄和一般身体状况等。胶质瘤治疗需要神经外科、放射治疗科、神经肿瘤科、病理科和神经康复科等多学科合作，遵循循证医学原则，采取个体化综合治疗，优化和规范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最大治疗效益，尽可能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提高生存质量。为使患者获得最优化综合治疗，医生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随访观察，定期影像学复查，兼顾考虑患者的日常生活、社会和家庭活动、营养支持、疼痛控制、康复治疗和心理调控等诸多问题。《神经胶质瘤恶性细胞网络：潜在的临床意义》指出，星形细胞瘤包括恶性胶质瘤脑部定殖和互相连接TM的发现已经改变了对这些疾病本质的理解。联合TM靶向疗法和现有治疗方法如放射疗法貌似最有前景。为了靶向TM，应该优先考虑抑制对成人大脑不重要的但有助于TM形成的神经发育途径的方法。最近神经胶质瘤尤其是星形细胞瘤明显的、超长的以及高功能性膜突起的发现，拓展了对这些肿瘤如何在脑部发展及其如何对疗法产生抵抗的认识。文章侧重于标定这些膜突起以及肿瘤微管形成的恶性细胞网络的方法，因此建议使用“肿瘤微管（TM）”这一术语。首先，讨论TM特有的特征以及其目前已知的特有生物功能。其次，展示了1p/19q共丢失和失能通过某一神经发育途径生成功能性TM之间的联系，这能提供少突胶质细胞瘤的明显临床特点的说明。再次，着重讨论了TM对细胞毒素疗法产生潜在和适应性抵抗发挥的主要作用。然后，讨论抑制TM生成和/或功能的治疗方法，侧重于在功能上破坏（或削弱）该网络的功能。最后，提出如何使用TM作为神经胶质瘤生物标志物的方法。在临床和临床前环境中不断加深对TM的理解将使最终找到一直以来不断寻求的具有治疗抵抗性的神经胶质瘤的致命弱点。肿瘤细胞尤其具有侵略性，具有治疗抵抗特性的原发脑瘤具有多细胞扩展的迹象。R.Virchow准确地将其描述为“神经胶质瘤硬质”（1863-1865），T.Simon则称之为“蜘蛛型细胞神经胶质瘤”（1874）。不久以后，该肿瘤具有“星形细胞”（即像星星一样的形状）形态学得到明确，于是产生了“星形细胞瘤”这一术语。这些反应性神经胶质和星形肿瘤细胞内星形病变在薄切片如正常脑神经元内出现的范围比扩展期广，也比扩展期短。

“输血”主题中，《生物样本库》对其定义进行概述，并从应用方面、标准化建设两方面进行说明。“生物样本库”，其内涵为“一个有组织的搜集人口或大规模族群生物材料和相关数据和信息并加以保存的机构”。其涉及的内容繁多，包含了如下流程和服务：通知样本捐献的个体、获得知情同意、采集并处理样本并长期储存、查询访问样本以用于研究分析、加工样本以提取生物衍生物（DNA、RNA、蛋白），以及样本的质量控制、包装和转运等。个性化医疗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这种方法考虑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其疾病进展及治疗反映的差别。例如，对乳腺癌患者进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突变检测，如果存在，患者可接受个性化的治疗，使用针对该基因过度表达的药物-赫赛汀（Herceptin）。黑色素瘤患者如果有BRAF原癌基因V600E 位点突变，可以使用BRAF抑制剂维罗非尼（vemurafenib）进行个体化治疗。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然而，实现个体化医疗的第一步，就需要生物样本库，只有大量样本的验证，才会找到相关致病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才能针对性地研发药物并为更多的患者减轻痛苦。为了将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应用到临床疾病诊治中，近年来，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概念逐渐兴起，作为有望成为跨越这个鸿沟的桥梁，生物样本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科研工作者也把目光投向生物样本库的标准化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发掘上。然而，生物样本库普遍存在样本数量少、样本数据不完整、质量不达标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相关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高效地获取和存储质量合格、数据完整的生物样本，并更有效地为医学研究服务，便成为生物样本库行业发展的关键。标准化贯穿生物样本库工作的始终，样本库人员应当根据行业标准，制定完整的生物样本库质量管理体系。《人类生物样本贮存：最佳贮存温度的选择》中阐述目前大量的生物样本长期低温贮存在冷库/生物样本库。然而，解冻后生物样本的质量不仅与生物样本的处理过程有关，也受贮存条件的影响。文章基于当前的科学认识，描述生物样本贮存温度选择的科学依据。综述贮存在低温（-20℃-196℃）生物样本的温度、晶核形成与生长的一些物理学基础，以及温度对生物样本中分子降解的影响。同时综述有关人类体液，细胞和组织生物样本中特定生物标志物在-20℃到-196℃温度范围之间稳定性的科学文献，表明了贮存温度对体液、细胞和组织生物样本中关键生物标志物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生物样本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它们的大分子构成成份）。通常，生物样本被收集于不同的地点供今后使用。生物样本的处理、运输和贮存必须保持其关键生物特性。最常见的生物样本保存方法是降温冷冻并贮存在低温下以抑制降解。其他稳定的方法包括化学固定、塑化、干燥、冻干、离子液体，干燥状态贮存，和密封，本文将关注人类生物样本的长期低温贮存。与缺血相关的问题，以及非人类样本的贮存研究将不包括在本综述中。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样本来源如何，在冷冻过程中发生的许多生物物理和生物学现象会影响生物样本的稳定性。《建立更好的生物样本库》从冷冻保存、在架子上保存、收集质量、质量评估、保存患者数据等方面阐述如何建立更好的生物样本库。未来的研究需要数据丰富高质量的样本，但是这些样本的获得和存储，有时又与研究者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全世界范围内，冷冻箱内和标本柜的架子中均放满了人类的生物样本。生物样本库收集的生物材料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生物材料的大小、规模和关注点是非常广泛的。样本的收集可以来自于普通人、外科手术的病人、或是刚刚死去的病人身上。过去，研究者只是在显微镜下检测生物样本，或仅仅检测出生物样本的少量化学结构或化学成分。然而现在的研究者想描绘出数百种包括DNA、RNA、蛋白质和代谢物的生物分子的结构。全基因组相关的研究的推广和普及，需要研究者通过检索基因序列来寻找基因标记物，这要求一些经过训练的科学家，要继续在更多的定量检测和更大数量的样本统计中探索。马里兰州贝赛达斯国家癌症研究中心的临床研究者和生物样本库的专家Stephen Hewitt说：“在过去的20多年中，生物医学研究者使用的生物样本的方式经历了一个持续性的改变，但我们对影响样本质量的因素了解的还不够，样本的使用者关于样本很容易遭到破坏的培训也不够”。《个性化医疗时代的生物样本库》指出生物样本库是收集、处理、贮存和分发生物样本及相关数据以用于基础、转化和临床研究的实体。生物样本库收集了高质量的人类生物样本（如组织、血液和其他体液）及其相关的患者临床信息，为个性化医疗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石。特定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相关生物标志物的鉴定，有益于疾病的早期检测，预防和治疗。确定个体肿瘤生物标志物并能将其运用于疾病的诊断、预后和疗效预测，对个性化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也迅速改变着临床治疗方法。作为个性化医疗的一个重要需求是收集大量实用的患者样本并注释完整的患者临床和病理信息，因此，生物样本库对个性化医疗的进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章探讨生物样本库在个性化医疗中的作用，讨论在转化和临床研究，尤其是个性化医疗的进展中，生物样本库发展的具体需求。生物标志物可用于疾病的诊断、患者预后的预测、个性化医疗的承诺。筛选样本中存在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接受个性化治疗。个性化医疗为每个患者提供毒性最小的最适疗法，这有赖于易得可用的高质量、信息完整的人类生物样本。人类生物样本包括组织、血液、尿液、骨髓及其它体液，它们是胚系DNA、RNA、蛋白质和其他代谢物的来源，为基因组研究和生物标志物发展所需求。存储人类生物样本和相关的患者临床资料，可促进未来在治疗和生物标志物发展方面的转化研究，这也是加强个性化医疗所必须。为了个性化医疗学奠定基础，生物样本库应该通过大规模的研究充分地获得可靠的结果。此外，通过贮存生物样本，使得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对库存样本进行检测成为可能，为未来提供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现在运用新一代测序技术，为廉价且高效对全基因组进行测序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自动化在生物样本库中的应用现状》旨在介绍自动化在生物样本库中的应用现状。为了将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应用到临床疾病诊治中，近年来，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的概念逐渐兴起，作为有望成为跨越这个鸿沟的桥梁，生物样本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科研工作者也把目光投向生物样本库的标准化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发掘上。然而，生物样本库普遍存在样本数量少、样本数据不完整、质量不达标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相关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高效地获取和存储质量合格、数据完整的生物样本，并更有效地为医学研究服务，便成为生物样本库行业发展的关键。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不断被探索出来，这其中最重要之一就是“自动化”。“自动化”能最大效率地提高样本制备质量，降低交叉污染，提高样本准备和处理速度，可追踪溯源从而降低出错风险。“自动化”因其更统一、规范、高效的特点，成为了生物样本库的下一个发展方向。本文旨在介绍自动化在生物样本库中的应用现状，希望能为同行起到借鉴作用。由于大规模样本库项目样本存储周期长，附加信息量大，样本来源多中心化等因素，往往承载了巨大的价值。样本库的自动化建设和实施可保证样本被高效管理的同时确保信息的绝对可追溯性，尽可能地杜绝人为差错。自动化使得样本存取准确化、存储环境的高质量化和流程的科学化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生物样本库行业的科学管理和资源共享，为各项重大科研课题研究做贡献。然而，样本库的自动化依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自动化设备费用高昂，一般规模的样本库无法应用。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的革新，自动化设备的成本能降低，又或者，各个分中心的样本由具有自动化处理及储存能力的第三方协助统一储存并管理，用较小的成本达到高质量储存的目的。

“免疫”主题中，《循环肿瘤细胞（CTC）概述》从其意义、定义、检测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简述。肿瘤患者血液中存在少量循环肿瘤细胞以及由坏死癌细胞释放的少量循环肿瘤DNA。通过检测血液中的CTC和ctDNA对患者肿瘤进行诊断与监测的方法被称为液体活检。在临床实践中，获得肿瘤患者组织样本只有手术活检和穿刺活检两种。相比于传统的检测方法，液体活检该技术能够解决临床取样的难点，满足对患者高频监测的需求，并具有相比于穿刺活检成本低的优点，未来有望应用在肿瘤早期筛查、肿瘤患者动态监测、以及个性化用药指导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CTCs也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加清楚地理解肿瘤发展、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以及肿瘤干细胞在EMT、肿瘤转移、耐药性方面所起的作用，对于指导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也有很大的意义。目前在CTCs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多种检测与分离方法在临床上的顺利实施仍然是今后待解决的问题，每种检测技术的结果并不一致，这就要求尽快制定行业的标准。同时可以结合体外动态检测系统、体内血液中残留基因分型的循环肿瘤DNA来加强CTCs的检测及对肿瘤进展的连续检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CTCs一定会成为肿瘤治疗中一项常用的检测指标来指导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循环肿瘤细胞检测技术的现状和前景》总结当前用于富集和检测CTC的方法并讨论在改善临床癌症患者管理的环境中CTC分析的前景和关键挑战。造血肿瘤细胞播散是癌症进展的关键步骤。固体上皮肿瘤患者的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TC）检测具有远大的前景，对CTC的分子特性的了解在技术上目前仍具有挑战。CTC特性的鉴别需要灵敏度和特异性极高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通常会结合复杂的富集技术和检测程序。CTC的浓度非常低，在数以百万计的正常血细胞背景中存在一个肿瘤细胞。由于CTC上皮—间叶细胞的可塑性，所以现有CTC试验中使用上皮标志物很难将其检测出来。癌症患者外周血CTC检测具有远大前景但仍具有技术上的挑战。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对CTC领域的兴趣显著增加并快速开发了许多新技术来鉴别CTC。CTC的鉴别和特性分析因此需要灵敏度和特异性极高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通常会结合富集和检测程序。由于罕见事件的检测总是受到泊松统计学的阻碍，因此最好用大血量（至少7.5mL或更多）分析，具有CTC负荷小的早期癌症患者人群尤其需要大血量分析。目前，为了富集CTC，基于去除CTC周围白细胞的阴性选择策略可能是无偏选择肿瘤细胞包括那些缺乏上皮标志物的播散细胞子集的可行性方法。这主要因为使用现有方法可检测的CTC数量较低，限制了其作为“实时液体切片”的价值，对于早期肿瘤患者而言尤其是一种损失。因此，急需评估新创新方法的再现性、灵敏度和特异性，让CTC检测可以应用于临床实践。关于CTC状态的信息可以用于评估癌症患者的个体预后并对危险患者进行分级以应用系统疗法来预防复发和转移复发。《循环肿瘤DNA用作癌症的液体切片》介绍了近期探索ctDNA作为液体切片在癌症中的潜在诊断、预后和预测作用的研究。另外，还涵盖生物学和技术层面，包括DNA分析的分析灵敏度和准确度最新进展以及在临床常规实践中实施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在过去10年间靶向疗法显著改变了癌症的治疗。但是，由于肿瘤异质性、克隆进化和选择问题，几乎所有肿瘤都会对系统治疗产生抗性。虽然基因分型目前被广泛用于肿瘤分类以进行临床决策，但是肿瘤组织只提供了点滴信息，或者通常难以获得。为了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方法在病程期间各个时间点鉴别生物标志物。鉴别不仅要快速，成本效益高，还要非侵入性。因为无细胞循环肿瘤DNA（ctDNA）可能代替整个肿瘤基因组，ctDNA用作液体切片可能有助于获得急需的遗传随访数据。内容：本文包含了近期探索ctDNA作为液体切片在癌症中的潜在诊断、预后和预测作用的研究。另外，还涵盖了生物学和技术层面，包括DNA分析的分析灵敏度和准确度最新进展以及在临床常规实践中实施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虽然ctDNA分析是一个有前景的领域，而且为了开发适当工具全面分析血浆DNA肿瘤基因组做出了所有努力，液体切片仍未在临床常规应用。需要达到分析前和分析程序一致性，以提供临床标准在精心设计和足够权威的多中心研究中确认液体切片可以作为临床生物标志物。

“心血管疾病”主题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治疗策略及其对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影响的综述》中阐述，心血管（CV）疾病是世界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目前已经取代总胆固醇成为了高血脂症的风险标志物和主要治疗目标。已经证明通过他汀疗法降低LDL-C水平有助于连续降低非致命CV事件的风险和死亡率，还可以逐级降低大范围的基准风险和LDL-C水平。心血管疾病是世界范围内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2012年，全球死亡人数中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大约31.4%。发达国家中，按年龄调整的CV死亡率正在下降，但是CV疾病仍是导致快速老龄化人群死亡的重要原因。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中，按年龄调整的CV死亡率和人口老龄化是CV死亡率迅速升高的促进因素。一项大型世界性研究发现，在所有的可变风险因素中，脂质水平异常与心肌梗死（MI）发生最频繁人群的特异性风险（大约50%）有关。这是因为其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并与MI风险独立相关。西方国家中，包括侧重于高胆固醇血症疗法在内的生活方式干预和基于证据的疗法已经在全民水平上降低了CV风险。由于是一种致粥样硬化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总胆固醇水平作为主要的风险评估脂质测量标准。LDL-C是LDL微粒总胆固醇含量测量，该测量能反映LDL微粒数量和单独的胆固醇含量。目前大部分的指南都将LDL-C作为启动和调整脂质降低干预疗法的主要目标。心血管疾病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是增加医疗卫生系统资金压力的元凶之一。高胆固醇血症治疗尤其是身高的LDL-C的治疗，代表着CV事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大量的研究通过不断地对研究目标进行分层，探究了降低LDL-C对CV事件风险和死亡率的影响和受益性。未来的研究应该侧重于标定“超低”LDL-C的影响和安全性，及早开始干预措施降低LDL-C水平，开发新型治疗药物，采用基于证据的政策和管理举措减少升高全民LDL-C水平的环境因素。

“妇幼诊断”主题中，《HPV与宫颈癌》从PV研究发现历程、HPV致癌机理研究、HPV疫苗、宫颈癌检测、新技术的发展及探索等方面进行综述。人乳头瘤病（HPV）与宫颈癌关系的揭示，使宫颈癌成为了目前所有恶性肿瘤中唯一病因明确、唯一可以有效早期预防和治疗且唯一可以彻底根除的癌症。宫颈癌又称子宫颈癌，是常发生在子宫颈鳞状上皮细胞及宫颈管内膜柱状上皮细胞交界处的恶性肿瘤。早期常无任何症状，或仅在阴道检查时可见表浅糜烂或一般慢性炎症如少量白带等。中期常有白带增多、腥臭、阴道不规则出血、骶尾，臀部及大腿部持续性疼痛、且在膀胱和直肠浸润时可出现排尿和排便障碍等临床表现。宫颈癌是全球第三大女性恶性肿瘤，是中国女性第二大最常见恶性肿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球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例超过47万例，而中国占到了28%。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宫颈癌病人13万多，每年约有5万人死于宫颈癌，且发病年龄明显趋于年轻化。《三种人乳头瘤病毒DNA检测方法的比较：下一代测序、多重PCR和巢式PCR结合Sanger测序》为了比较3种实验室技术的HPV感染诊断性能，随机选择了95份子宫颈阴道样品：每份样品使用3种方法进行平行HPV DNA和基因分型检测：多重PCR，Sanger测序后的巢式PCR以及具有2个试验（NGS-A1和NGS-A2）的下一代测序（NGS）。巴西国家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了该研究。NGS试验确定的HPV患病率高于多重PCR（分别为64.2% VS 45.2%，P=0.001）和巢式PCR（分别为64.2% VS 49.5%，P=0.003）确定的患病率。在检测高危HPV（HR-HPV）和HPV16方面，NGS的性能也较好。对于HPV感染诊断结果，多重PCR和巢式PCR相对于NGS的观察者间一致性较低，且HR-HPV检测相关性中等。2个NGS试验都显示出与HPV（k=0.86）、HR-HPV（k=0.91）、HPV16（k=0.92）和HPV18（k=0.91）检测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HPV基因分型方面NGS比传统的Sanger测序和多重PCR更灵敏，更具有检测多重感染的潜力，以及成为HPV基因分型和诊断替代方法的潜力。《APTIMA人乳头瘤病毒（HPV）1618/45mRNA基因分型试验检测中国女性选定组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3（CIN3）或癌症的性能》在杂交捕获阳性的中国女性选定组内评估HPV类型，进行病理学发现、病毒类型和杂交捕获半定量结果的相关性分析。在杂交捕获阳性的中国女性选定组内评估HPV类型，进行病理学发现、病毒类型和杂交捕获半定量结果的相关性分析。HPV46、18和45感染是中国女性≥CIN3的主要原因。HPV18/18/45呈阳性的女性应该立即接受阴道镜检查。HPV载量不适于对HPV16/18/45病例进行进一步分类。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rHPV）持续感染是是宫颈癌前病变和浸润性宫颈癌的主要原因，世界范围内99.7%的宫颈癌与特定HPV类型有关。研究显示HPV初步筛查比细胞学筛查更灵敏，能够鉴别CIN3或宫颈癌（≥CIN3）。目前，美国和欧洲已经使用HPV试验作为宫颈癌筛查的独立初步筛查试验。目前美国有一些有效的HPV试验，欧洲使用线阵HPV基因分型方法总计鉴别出3 7种高危和低危HPV类型。HC2试验检测HPV DNA序列很灵敏，阴性hrHPV试验与宫颈疾病的存在有关。因此，需要对hrHPV呈阳性的女性进行进一步分类来鉴别存在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风险的女性。先前的研究显示发展为癌症前体细胞的风险与基因型有关。肿瘤相关hrHPV类型和HPV16、18和45感染的风险特别高。但是HC2试验不能区分个别HPV类型。APTIMA HPV16 18/45 mRNA试验是一种检测HPV 16、18和45的基因分型试验。迄今为止还很少有关于结合病毒载量，HPV16、18和45预测宫颈（癌前）癌临床意义的研究。目前的研究中，早已开始使用HPV16、18和45类型特异性mRNA探针来探索HPV16、18和45呈阳性的女性在鉴别≥CIN3方面是否能够受益。因此，此次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研究中国人群致癌HPV感染和宫颈组织学病变的关系，理解APTIMA HPV16 18/45 mRNA基因分型试验的临床应用，通过鉴别适合用于有≥CIN3趋向女性筛查的生物标志物而受益。《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血浆和唾液内HPV和体细胞突变的检测》研究肿瘤特异性DNA作为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唾液和血浆内的肿瘤DNA似乎具有作为检测HNSCC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价值。头颈部鳞状细胞是世界上第七大常见癌症，每年大约新增50多万患者，仅美国每年就有超过5万名新增患者。某些类型HNSCC的发病率似乎在逐年上升，尤其是年轻人群，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患病率的上升。目前治疗这种疾病的靶向疗法非常少，这部分因为导致该类癌症发生的致癌基因激活性突变较少，大多数HNSCC的遗传变异使肿瘤抑制基因失去了活性。目前还没有可用的HNSCC生物标志物用于检测疾病严重性或对疗法的反应，从限制了这种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造成死亡的恶性疾病的研究进展。解剖学上，该肿瘤被归类为口腔（包括舌头）、咽部（包括舌根）、喉头和下咽部鳞状细胞癌（SCC）。 这些肿瘤通常与HPV有关。患有和HPV有关肿瘤患者的存活情况优于那些患有和HPV无关肿瘤的患者。喉部SCC的发病率正在下降，不像其他位点的HNSCC，由于存在组织学障碍，不太容易发生远端转移。下咽部是HNSCC最不常见的位点，下咽部的发病率正在下降但是相对其他位点预后较差。遗传变异超越传统生物标志物如癌胚抗原或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优势在于肿瘤细胞的基因改变非常特殊，将遗传变异用作这一目的一项挑战是体液内的突变DNA模板浓度通常很低。但在过去的几年中，技术的进步使检测这种突变成为现实，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血浆、粪便、子宫颈抹片以及尿液内的变异DNA序列检测。《HPV疫苗类型抗体多重免疫分析检测的发展和评估》基于可靠抗体的试验评估现有疫苗的免疫原性、替代剂量方案或新疫苗配方的影响。需要基于可靠抗体的试验评估现有疫苗的免疫原性、替代剂量方案或新疫苗配方的影响。理想的实验平台最好支持多类型特异性检测，以需要样品量最少为最佳。人乳头瘤病毒（HPV）血清学已经作为终生HPV暴露的测量工具。在HPV疫苗试验中，血清学鉴别首次用于实验的个体，监测疫苗接种和免疫桥性。在缺乏相关免疫防护时，免疫反应的非劣性已经用于评估发生变化的剂量方案和新疫苗配方。测量的抗体反应类型存在固有区别，缺乏标准的试剂，还缺乏统一的方法确立临界值困扰着这些试验之间的比较工作。现有4类型的疫苗目标多重试验的需求越来越大，作为替代品的9化合价疫苗正在接受审查。使用多重试验可以减少样品量，提高大型试验的产能。这2种应用范围最广的多重试验平台是磁珠液体阵列和电化学发光多点试验。MSD使用了大试验动态范围的电化学发光技术。这些点被印在一个阵列内，阵列的微孔为碳电极多点微孔板。每个点的小区域需要较少的L1-VLP捕获试剂。构象完整的L1-VLP是试验的关键，保存这种关键的试剂能降低产物成本并大量减少所需质量控制（QC）的时间。由于这种试剂直接结合到微孔板，所以，该试验与传统的单定位点ELISA类似，减少了分析物之间的竞争。MSD提供的现有微孔板形式支持在一个微孔内多点定位4、7或10种分析物。该设备不需要射流，因为这种技术基于CCD相机捕获的电化学信号成像，读取速度很快（大约70秒/微孔板）。利用MSD平台开发了一种直接L1-VLP ELISA同时检测HPV6、11、16和18，该技术还能执行研究根据再现性、线性范围、检测下限、试剂稳定性和与cLIA（cLIA的人群基于接种疫苗前的美国普通人群）的一致性确认性能。

“感染”主题中，《全球戊型肝炎爆发状况系统回顾》阐述，上世纪以来戊型肝炎病毒（HEV）是全球水传播病毒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公共健康问题。但是，全球HEV爆发的状况尚未被综合阐述。HEV爆发的报告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仅有少量的欧洲和美洲国家有HEV的报告。印度是HEV爆发报告量最多的国家。HEV基因型1和2是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爆发的元凶。发展中国家HEV爆发期间，孕妇人群观测到显著较高的致死率。实际上开放性群体和封闭性群体都发生了HEV报告，控制措施取决于清洁卫生状况的改善。戊型肝炎病毒（HEV）是全球大规模肝病爆发和急性零散肝病的主要原因。人感染HEV主要包括4个基因型（基因型1-4），每个基因型还包括若干亚型。发展中国家发现的主要是HEV基因型1和2，它们的传播途径结合了粪口途径和水传播途径，只能感染人类，因此是许多水传播爆发事件额元凶。相反，HEV基因型3和4感染人和动物，它们主要在发达国家被发现是西方国家零散HEV病例的主要原因。HEV是一种主要感染肝脏的球形有包膜单链有义核糖核酸病毒。1980年，在克什米尔峡谷非A非B肝炎爆发病原体研究中就表明HEV已经存在了。由于发现了HEV，许多归档的NANB肝炎爆发样品被测试是否存在HEV。了解已经确认的HEV爆发事件的全球分部有助于提高对未被发现和未报告的人体病原体的关注并加强对HEV的监测。未来也需要预防HEV爆发来降低HEV的疾病负担。中国已经批准了HEV疫苗，这些疫苗有可能潜在控制未来的HEV感染。但是疫苗的安全性（尤其是对孕妇人群）以及HEV爆发期间的疫苗效果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HEV爆发的预防措施可能还得主要依靠改善环境和个人的清洁卫生。《戊型肝炎病毒突变：功能和临床相关性》中阐述，戊型肝炎病毒（HEV）感染时引起急性肝炎的主要原因，世界范围内影响超过2000万人口。HEV在发展中国家流行，由于本地自发病例数量的增加，在发达国家中引起的问题也很显著。尽管可以通过宿主免疫系统控制HEV赋值，但是病毒因子（尤其是特殊基因型和突变体）可以调整HEV复制、感染和发病机理。目前HEV基因组突变体对发病机理、敏感性和治疗反应产生作用的相关知识仍然有限。非同义替换可以在结构上调节病毒蛋白质，因此异常调节病毒-宿主的相互作用。随着工业化国家出现HEV感染，医学研究中鉴别的戊型肝炎病毒（HEV）感染数量正在增加。目前仍然缺乏HEV传播途径、生命周期、发病机理、基因组变异性和病毒进化的相关知识和深入了解。工业化国家少有HEV感染的记录，因为人们相信工业化国家出现的感染与病例旅行到HEV流行的国家有关。但是，在这个千年的末期，工业化国家的本地自发病例数量呈指数增长。欧洲西部已经出现了HEV感染的报告。HEV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差异的原因多样，这可能源于传播途径和HEV基因型分布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卫生条件差，HEV主要通过水传播/粪口传播；未煮熟的肉类和内脏的消费导致的动物传染病，发达国家HEV的传播途径主要为食物传播。就这一点而言，HEV是唯一通过动物源传染的肝病病毒。HEV变体是与传播动力学和致病性相关的病毒因子。在宿主免疫系统和抗病毒药的选择性压力下，HEV出现突变。HEV多相性在其生理学、发病机理和传播模式方面发挥着作用。《病毒包膜在HEV生命周期中的作用》中提到，戊型肝炎病毒（HEV）是一种肠道传播的趋肝病毒，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没有包膜。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患者血液内循环的病毒被安全覆盖在宿主细胞膜下并对中和抗体产生耐受性。HEV新型包膜形式的发现使HEV基础生物学和病毒途径产生了一系列过去不曾遇到的问题，并和宿主发生相互作用。戊型肝炎病毒感染是世界范围内引起急性肝炎的主要原因之一，HEV是戊型肝炎病毒科Orthohepevirus病毒属的唯一成员。HEV感染通常具有自限性但是能引起多种肝脏疾病包括爆发性肝炎。此外，有报告称免疫功能不全患者能出现HEV基因型3持续感染并能导致肝硬化快速进展。血液供给也发现了HEV感染，产生血液接触传播的可能性。25年前小型RNA病毒被发现时曾一度被视为无包膜病毒。粪便中的病毒粒子是裸露的，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血流中循环的病毒覆盖在宿主的细胞膜下。这些新型病毒粒子具有传染性，但是其不携带表面病毒抗原，对标准中和疗法的中和抗体具有完全的耐受性。这种双重生命周期和甲型肝炎病毒（HAV）类似，另一种系统发生的趋肝病毒和HEV无关。我们最近发现HAV是以包膜的形式存在与血液中，但是脱落在粪便中时是裸露病毒。这些发现的新型包膜型病毒粒子称为“半包膜”病毒粒子，使其感染的基础生物学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个体化医疗”主题中，《方兴未艾的精准医疗》系统阐述精准医疗的内涵，包括队列的招募、入选者的参与、数据、生物样本库、相关政策、监管等，并以乳腺癌、直肠癌、肾细胞癌等疾病为例，阐述精准医疗中的基因测序技术、免疫治疗、基因编辑等，希望能够抛砖引玉，让读者获得一些最新的信息及思路，从而在各自的工作中进一步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争取将精准医疗早日应用的实际工作中去。针对精准医疗，有赞同的声音，也有质疑的声音，但随着人类对癌症认识的不断加深，精准医疗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经得到了医疗界和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其将在癌症治疗中、卫生健康事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在精准医疗领域也不甘落后，早在2015年3月中国科技部举办首届“国家精准医疗战略专家会议”上就启动了中国版“精准医疗计划”。经过长期调研与反复沟通之后，国家卫计委和科技部已在2015年底将“精准医疗计划”列入国家“十三五”计划重大科技专项。我国的精准医疗计划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响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与诊断，实施具有个性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2016年3月《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等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简称“国家指南”）公布，拉开了精准医疗重大专项科研行动的序幕。国家指南明确指出，精准医疗将是今年优先启动的重点专项之一，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临床实验室》“技术导航”栏目将立足国内、放眼国际，刊登国内外先进的检验原理、检验技术、检验指南等，使读者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了解检验技术，使“技术导航”成为名副其实的检验技术“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