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报道
中华医学会第十四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于2018年9月5日至8日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举行。我们定向点金《临床实验室》为您及时跟进报道大会的盛况，为您提供第一手资讯。
2018年9月6日上午8时30分，大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多功能厅正式拉开帷幕。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教授、中华医学会王大方副秘书长、辽宁省卫计委董德刚副主任、大连市卫计委郑伟副主任、大连医科大学王祖申校长、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丛玉隆教授、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尚红教授、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潘柏申教授、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成彬教授、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王传新教授等专家学者和领导参加了会议。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成彬教授致开幕辞。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丛玉隆教授代表兄弟学会致贺辞。大连医科大学王祖申校长作为东道主致辞。最后致辞的是辽宁省卫计委董德刚副主任。
开幕式结束之后接着的是大会学术报告。宁光院士首先为大家带来《新技术促进内分泌代谢学科的发展》报告。宁光院士指出，医学的突破性进展往往来源于相关学科的进步。目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IT技术，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泛组学领域的进展，使得我们有更高效和准确及快速的研究和诊治内分泌代谢疾病的可能性。如何能更好规划和实施相关技术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的应用，也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接着，尚红教授作《HIV核酸检测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应用及研究进展》的报告。尚红教授在报告中说，HIV核酸检测是重要的HIV感染辅助诊断手段。HIV核酸检测分为定性检测及定量检测。定性检测主要用于婴儿感染早期诊断、HIV—1感染补充试验及急性期和晚期感染者的诊断及耐药性监测。定量检测主要用于治疗效果监测、病程监控及预测，也可用于辅助诊断。2015年新版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增加HIV核酸试验作为HIV感染的补充试验。来自综合性医院的临床数据表明，HIV核酸检测对于常规血清学筛查、确证试验的疑难样本，发挥重要的辅助诊断作用，能有效减少窗口期感染者的漏检。HIV耐药性基因型检测可用于传播耐药监测及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耐药发生情况的检测。常规耐药检测的基因数据还可用于艾滋病传播链的监测。除了上述临床常规开展的核酸检测外，HIV潜伏感染储存库检测主要用于评价抗病毒治疗后储存库缩小情况，可预测停药后病毒反弹的情况，对于探索HIV感染治愈策略研究是非常关键的实验室指标。
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解立新教授作了题为《血流感染诊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血流感染是ICU相关感染的首要原因，也是导致危重症患者病情恶化乃至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其最主要的高危因素是血管内置管继发感染，主要致病菌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念珠菌、表皮葡萄球菌等，近些年来革兰氏阴性杆菌有明显增多的趋势，包括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白杆菌、非发酵菌如鲍曼不动杆菌等。目前临床存在的问题是血培养阳性比例明显偏低，存在着大量的漏诊现象，血培养阳性率甚至不到10%，明显低于国外30%左右的水平。这其中原因很多，包括临床大夫不能按照指南要求及时留取双份标本，不能及时送检，也与附诊检验科室和临床沟通交流不够有关。最关键的问题是目前相关病原学诊断还主要停留在培养技术这个层面，有关核酸二代测序技术、质谱技术等虽然已逐渐应用于临床，但是都存在时效性不够，不能在第一时间对临床提出快速建议等问题。有关病原学特征性生物标记物目前仍是可望不可及。我们期待能有新的突破，为临床及时救治患者服务。
检验医学的发展，除了需要医学界同仁的努力之外，也需要其他相关自然科学的带动。接下来作大会报告的就是一位我国知名的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彭孝军教授。彭院士带来的报告是《荧光与光敏染料的化学：从分子识别到肿瘤诊疗》。通过分子设计，调控燃料激发态的释能过程，提升分子识别、肿瘤早期诊断、手术引导与光动治疗等应用功能。荧光具有快速响应和灵敏的特点，但要在细胞和体内建立获取定量信息，必须克服生物分子自发荧光等不利因素，因此近红外比率荧光探针设计分子平台极为重要。通过在染料分子上引入识别基团，可以创制出众多荧光染料分子探针系列，对不同客体和环境具有荧光响应。例如研制出癌细胞高表达特征酶的荧光成像，可实现癌组织、炎症组织和普通组织的区分，为肿瘤精准诊疗提供依据。肿瘤的光动治疗（PDT）已获得美国FDA正式批准，用于食管癌、肺癌、膀胱癌、宫颈癌、皮肤癌等肿瘤的治疗，与影像学技术密切结合，临床应用范围扩大到肝癌、胰腺癌、胆管癌、间皮瘤以及胸腹腔广泛种植的肿瘤的治疗。PDT治疗的核心是染料光敏剂，其靶标选择性、光敏性与暗毒性，特别是设计具有三线态长激发态寿命和高活性氧产率的光敏材料，成为提高治疗效率的关键。
接下来，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管又飞教授为我们带来了《组学技术与脂肪肝研究》的报告。管又飞教授指出，脂肪肝是一组肝细胞中脂质蓄积的肝脏疾病。在我国脂肪肝患病率高达20%，是肝脏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的重要病因，严重威胁公众健康。据其病因，脂肪肝可分为酒精性、非酒精性、药物性和妊娠相关性脂肪肝等。其中，非酒精性脂肪肝影响广泛，发病机制不清，临床缺乏有效治疗手段。近年来，由于高通量组学技术及生物信息学方法的发展，基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代谢组学的研究有力推动了非酒精性脂肪肝防治的进展。通过比较正常肝脏和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或动物肝脏的基因、蛋白和代谢物谱，人们发现了一批可能参与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和发展的致病基因，为非酒精性脂肪肝机制的阐明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其临床干预提供了新的靶点。
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科研在医师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能否撰写出高质量的SCI论文也成为很多医院对医师和科室评价的指标。本次大会报告专门安排了这方面的内容，邀请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和临床化学实验室主任孟庆贺先生，为大家带来《如何从常规检验数据中提炼出SCI论文》的报告。检验人员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中利用自身的优势搞好科研，特别是利用临床实验室的资源和数据，通过总结分析，发表有价值的文章？孟庆贺教授介绍了科研的类型及其特点、临床实验室科研论文的类型及其特点。针对检验人员如何利用检验科各种资源、大量数据样本、设备优势特别是中心实验室开展独立或协作性研究作了说明。
除了大会学术报告，各个分论坛也是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下面我们就带读者去领略分论坛各位专家的精彩演讲吧。
首先带大家来看看“遏制细菌耐药，我们在行动”论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检验科主任鲁辛辛教授作了《病原微生物组合检验技术应用与思考》报告。报告指出，微生物检验是采用综合分析手段，找出标本中的致病微生物，为临床提供病原学证据及抗菌药物选择的学科。而致病微生物复杂、庞大、未知；检验方法繁多，如微生物学、生物学、化学、免疫学及物理学等技术；同时又是专业性极强，理论与检验技术发展十分迅速的学科；病原微生物流行病专家发挥决定作用，即这份标本中是否有病原微生物存在、什么样的病原微生物、如何选择治疗方案以及用药指导。从目前发展的趋势看，病原微生物检验技术种类将越来越多，对学科建设和检验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而驾驭这些技术的专家是病原学诊断的主体，即微生物流行病学专家。每当我们遇到疑难病例时，常会将所能及的手段仔细滤过，如感染标志物、抗原抗体检测、形态学、特殊培养、质谱鉴定、核酸检测、测序等。但如此之多的技术如何选择才能快速锁定病原微生物呢？它考验微生物专家对临床路径、病原学诊断程序、方法学选择及结果解释的专业能力，同时暴露微生物实验室定位。鲁辛辛主任通过2临床实例，介绍微生物实验室如何通过组合技术应用及与临床医生共同讨论解决病原学问题。
接着，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教授带来了《WHO关注的耐药菌株的流行趋势》的报告。徐英春教授说，WHO关注的耐药菌株，特别是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及肠杆菌科菌、没有药物可用，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根据目前报告细菌耐药的状况，预测2050年全球每3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耐药菌感染，而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甚至将超过肿瘤的病死率。中国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抗菌药物应用及微生物耐药问题，2010年至今，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文件，与WHO同步开展遏制细菌耐药的行动计划，使得细菌耐药初步得到遏制。
接下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医学检验中心主任刘勇教授作了题为《如何控制耐药菌传播》的发言。刘勇教授指出，对耐药菌进行监测，了解其发生和传播的状况是制定控制策略的起点和重要环节。包括对疑似感染患者在抗菌药物使用前送检标本，对高危人群定植状况进行主动筛查等。控制耐药菌株的产生与传播，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合作。首先从政策层面应规范畜牧业抗菌药物使用的方式和品种，并严格杜绝对于抗菌药物的随意使用。控制医疗机构中耐药菌株的产生与传播，需要临床医生、微生物室工作人员和感控人员的通力合作。医生应能了解现有耐药菌株的耐药机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PK/PD原则，结合细菌的耐药机制对抗菌药物使用的剂量、频次、给药方式进行科学的个性化的调整，避免采用容易筛选出耐药菌的用药方式。微生物室的工作人员应协助医生做好病原菌的分离和筛查工作，提供快速准确的药敏试验结果，定期发布多重耐药菌相关数据，进行耐药机制研究和同源性分析。医院感控人员应根据微生物室监测结果及时督促医生对感染患者和定植者做好隔离。监督医生和护士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的诊疗行为。做好手卫生，阻止耐药菌株在医院内播散。
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刘正印教授结合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们分享了罕见的临床感染病例。
“临床疑难病多学科讨论论坛”：
该论坛以病例讨论为主，充分展现了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多学科协作（MDT）是临床多个相关学科针对一种临床疾病或一个特殊/疑难病例，以多学科讨论的方式，解决疾病诊断、治疗中的问题，通过各学科发挥自身特长，制定最合理的规范化、个体化、连续性的综合诊治方案。
首先由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团队带来《“化繁为简、一元论之”反复粘液血便诊治的多学科讨论》的病例，患者的基本情况：一名69岁的男性患者，三次在我院消化内科和EICU治疗，病人主诉是反复粘液血便、腹胀12余年，既往史是曾行第4腰椎肿瘤手术，2004年诊断为高血压，每天口服一次贝那普利，对磺胺过敏，否认饮酒、肝炎、伤寒、结核病接触史、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疾病。病人首次入院，在消化内科完善了相关检查，发现病人的心、肺、肝肾、肠道多器官损害；第2次入院，出现尿少1天，意识障碍3小时，慢性肾功能不全急速加重濒临死亡，依旧存在多器官损害；第3次入院，病人胸闷、气促1周。患者第3次入院的时候，我们举行了MDT会诊讨论，经过医院多学科的共同努力，最终对患者做出了诊断。检验科方面：回顾分析患者07年至17年共计10年在我院及外院的检验学指标，患者长期存在肾、肝、凝血系统、肠道等多器官损伤，ANCA相关检测曾反复多次出现阳性及阴性结果，但因检测手段原因，其阴性结果不能排除ANCA相关性血管炎；影像科检验结果：患者多器官损害，但无确切的肝硬化、肝肿瘤、肠道肿瘤、结核、淋巴瘤等影像学依据，排除了各器官单独疾病可能；呼吸内科检查结果：患者多系统损害，呼吸系统主要表现为间质性改变及肺动脉高压，小血管炎可以解释患者心肺改变，长期小血管炎导致肺间质纤维化，导致肺内循环压力增大，逐渐发展为肺心病，导致右心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故支持患者为血管炎的可能；病理科检查结果：患者肝穿活检仅提示慢性炎症表现。综上做出诊断，该患者是ANCA相关性血管炎累及肠道、肺、肾脏、肝脏。ANCA相关性血管炎的诊断目前暂无统一的标准，肺肾同时受累时应该警惕该病的可能，若出现以下特征，则该病的可能性大：中老年男性、肺肾同病、肾脏损伤、伴有全身多系统损害、ANCA阳性。MDT给出的治疗意见是，继续予肠内营养支持、利尿、输血浆改善凝血功能、胸水引流、予加用甲泼尼龙静滴10天，后改为口服泼尼松同时加用沙利度胺长期维持，后来的随访结果，患者目前无明显自觉症状，无粘液及脓血、无心慌、胸闷、气促、无胸腹腔积液，偶有下肢轻微浮肿，体重半年内增加了8公斤。
随后由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检验科、血液科、肝胆胰内科、ICU科等检验与临床组成的团队带来《凝血时间延长伴全血细胞减少原因探讨》的病例，此次病例讨论中，针对患者表现、症状、体征的不断变化，指出应提出哪些实验诊断项目；通过分析实验室指标的变化，指出为什么凝血功能检测结果异常；通过对血液系统的异常结果分析，指出了输血不能纠正贫血的原因。病例中还针对腹水常规及针对性特殊检查结果，分析了腹膜炎的原因及引发全身病情变化的状态。从而为患者诊断与治疗提出了个体化的综合方案。该病例分析引发检验路径、拓展检验及临床思维。
最后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团队带来《追根穷底——揭儿童持续胸腔积液之谜》，该患者的基本情况为：10岁，男性，因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伴有咳嗽一周入院，胸部CT显示 “左侧胸腔积液伴膨胀不全”，患儿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凝血功能、肿瘤标志物、免疫球蛋白等检测均无明显异常。EBV、CMV检测阴性，肺炎支原体IgM阳性，肺炎衣原体阴性，痰和胸水细菌、真菌涂片培养无异常。胸腔积液提示为渗出液，但多次胸水和痰液抗酸染色、结核PCR检测均为阴性，结合患儿炎性指标增高，肺炎支原体IgM阳性，初步诊断支原体肺炎，进行抗感染治疗，病情无明显改善，进一步送检T-SPOT的检测，T-SPOT结果阳性，鉴别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炎，给予抗结核抗炎症治疗，继续用利福平、异烟肼、吡嗪酰胺抗结核，加用甲泼尼龙，经治疗后患儿无发热咳嗽症状，明显好转，办理出院。
“免疫治疗驱动的检验医学问题与进展专题及口头发言论坛”，首先由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王传新教授作《检验医学在CAR-T细胞治疗中的应用》报告，王教授介绍到，传统肿瘤治疗方式有手术、化疗和放疗，传统疗法对身体有较大的负担，并且发生恶性转移后，无论何种方式都难以治愈，肿瘤免疫治疗被Science评为2013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程序性死亡因子1抗体（anti-PD1）及其他免疫检查点抗体，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疗法（CAR-T疗法）。CAR-T疗法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成为近年关注的焦点，嵌合抗原受体（CAR）可以特异性识别肿瘤相关抗原靶点，识别结合后将激活增殖T细胞的信号传递至胞内，引起T细胞激活和增殖，从而有效杀伤肿瘤细胞。美国FDA在2017年接连批准诺华和Kite公司两款CAR-T疗法相关药物上市，标志着细胞药物时代的来临。随着基因测序、分子生物学技术、大数据等快速发展，手术、化疗、放疗结合特异性治疗加CAR-T疗法等有可能成为未来肿瘤综合治疗的主要模式。CAR-T疗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也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的难题是：早期杀伤力与特异性不强；转录方式的选择问题；副作用仍不能忽视；缺乏肿瘤细胞特异性表达的靶抗原分子。检验医学在CAR-T细胞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是提高免疫治疗成功率的重要保证，包括：患者准备；CAR-T质量控制；CAR-T治疗后监测和新靶点的筛选。
随后，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王兰兰教授作《免疫抑制剂对肾移植受者Th17/Treg/Tfh细胞亚群的免疫耐受调节作用研究》报告，王教授介绍到，器官移植后为保证移植的存活，维持受者体内的移植免疫耐受，有效控制同种异体排斥反应发生，移植受者必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药物。他克莫司和西罗莫司等免疫抑制药物用来移植后的急性排斥反应，不同的免疫抑制药物的作用靶点不同，它们对机体T细胞亚群的调节以及免疫耐受的影响也存在差异，研究发现，使用他克莫司的肾移植受者体内Th17和Treg细胞间的平衡向Th17偏倚，Tfh细胞表达上调，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增加，机体处于炎症状态，不利于免疫耐受的形成；而西罗莫司的可促进体负性调节细胞Treg的表达上调，抑制Th17细胞的表达及功能，维持正常的Tfh细胞水平，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减少，有利于肾移植受者免疫耐受的状态维持。深入探究不同免疫抑制药物对T细胞亚群的调节作用及与免疫耐受调节的关系，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实验室的支撑依据。
接着，优秀论文口头发言的代表也进行了《循环CTLA4+Tfh细胞和CTLA4+Tfh细胞免疫失衡在产科抗磷脂综合征中的作用》、《Establish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cytokine index to predict recurrence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免疫调节基因BLNK在乳腺癌增殖转移中的作用》、《乙型肝炎病毒YMDD突变室间调查品制备及其应用》的简短报告。
随后，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高春芳教授作《肿瘤精准医学新热点—PD-1/PD-L1单抗治疗与伴随诊断》报告，高教授介绍到，目前肿瘤治疗个体化三大法宝是肿瘤疫苗、细胞转移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程序性死亡蛋白1/程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D-1/PD-L1）是目前肿瘤治疗的最为热门的靶点之一。PD-1是机体重要的免疫哨卡，PD-1/PD-L1单抗是肿瘤治疗领域中最耀眼的“广谱抗癌神药”。2014年9月，FDA首次批准PD-1抗体用于晚期黑色素瘤患者治疗，使患者使用PD-1抗体后5年生存率显著提高甚至达到临床治愈。多个研究表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使用PD-1抗体后PFS及OS获益。全球有上千个临床试验用于探索PD-1抗体的广谱抗肿瘤效果，包括肾癌、胃癌、膀胱癌、肠癌等。研究表明，肿瘤微环境中存在PDL1/肿瘤组织中的PDL1阳性细胞数、肿瘤组织中浸润的免疫细胞、MSI high、错配修复基因缺陷dMMR、肿瘤细胞有意突变总负荷（TMB）等均是重要的伴随诊断指标用于临床个体化应用指导。这些伴随诊断检测技术的正确应该用对于临床抗肿瘤精准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由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欧启水教授作《感染性疾病免疫治疗驱动的精准诊断》报告，欧教授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介绍：感染性疾病免疫治疗概述；病毒性肝炎免疫治疗驱动的精准诊断；疫苗接种驱动的精准诊断新策略；新型隐球菌感染免疫治疗驱动的精准诊断。全球每年因感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疾病总死亡人数的25.9%，针对感染性疾病的免疫治疗及预防控制手段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概述了感染性疾病的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结合本实验室的工作，以HBV感染为例，从血清标志物和分子标志物角度叙述了慢性乙型肝炎的精准诊断思路和策略；探讨了肠道微生物组学研究最新进展对疫苗精准诊疗的启示，未来可能帮助实验室工作者寻找到与疫苗应答效果密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最后，结合新型隐球菌感染和HIV感染免疫治疗的最新进展，进一步突出了免疫治疗离不开精准诊断。
采编：贲文锐、方研
审校：姜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