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国老年检验医学高峰论坛报道

作者:美舒、葛玲宇
20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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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2日,由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办的2016全国老年检验医学高峰论坛暨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检验医学分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广西南宁明仕山庄召开。高峰论坛邀请了多位专业从事老年疾病诊治的临床专家进行报告演讲,逾200位委员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次高峰论坛由老年检验医学高峰论坛、肺部肿瘤与感染诊治进展论坛以及血栓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实验室诊断进展论坛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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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论坛


老年检验医学高峰论坛分为上下两个学术单元,上半单元由302医院检验科主任毛远丽教授和广西检验医学分会李山教授主持,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学分会副会长王仲教授和新产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小红先生发表精彩演讲。下半单元由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检验科主任赵虎教授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副主任江虹教授主持。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营养科主任马向华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朱耀教授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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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王仲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与健康管理》,分别介绍了急性心肌梗死的原因、研究现状,以及MPO和血管斑块形成等相关介绍。

王仲教授首先介绍了心肌缺血、非心源性心脏病和非缺血性心脏病的不同表现,并提出,胸痛未必就是心梗的观点。

由于急性心肌梗死是发生率极高的致死性疾病之一,也是可以通过及时、可靠的救治,能够切实挽救生命的少数疾病之一,所以应该加大对急性心肌梗死的关注,并且更加重视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预防。

MPO是中性粒细胞的功能标志和激活标志,其水平及活性变化代表着嗜中性多形核白细胞(PMN)的功能和活性状态。

王教授提到,血浆MPO可以独立预测急性心肌梗死的危险性,包括30天-180天之间,严重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性。由于MPO的可预测危险性,可以对没有心肌坏死的患者进行预测,并对其发生心血管事件危险程度进行分层 。

2006年,美国对175例正常人对比158例患者的情况,进行相关研究,得出结论:白细胞及血清MPO升高与CAD相关,而MPO作为炎性标志物,可用于粥样动脉硬化的诊断和风险评估。

王教授最后强调,通过对298名参与内皮功能障碍临床研究的志愿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血清MPO可以看作内皮功能不良的强有力的独立指示指标,而且MPO介导的内皮功能紊乱很可能是氧化、炎症和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病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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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业公司副总经理张小红先生演讲的题目是《胃癌的实验室诊断——中国早期胃癌筛查专家共识》主要介绍了胃癌的筛查及诊断治疗、血清学早期胃癌筛查和美国Health Diagnostic Laboratories实验室超敏肌钙蛋白项目评估结果这几个部分。

胃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危害人类的主要恶性肿瘤,临床研究发现:始发阶段的小胃癌、微小胃癌10年存活率可达100%,早期胃癌术后5年生存率为90%,晚期胃癌仅为14%,末期胃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不足5%,由此可见,胃癌的早期诊断是提高胃癌生存率的关键所在。

张先生详细介绍了胃癌筛查对象以及筛查方法。胃癌的高发人群包括年龄40岁以上、胃癌高发地区人群、H.Pylori感染者以及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等胃癌前疾病等群体。

对胃癌的筛查诊断通过血清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PG)检测、胃泌素17(gastrin-17,G-17)、幽门螺旋杆菌抗体(H.Pylori IgG)和内镜筛查等途径。张先生强调,采用非侵入性诊断方法筛选出胃癌高风险人群,继而进行有目的的内镜下精查是当下胃癌早期筛查较为可行的诊断策略。Hp抗体作为胃癌筛查的重要指标,通常与PGI,PGII联合使用,Hp与PGI/II的联合检测大大提高胃癌检出的敏感度。并且通过综合研发发现,虽然胃癌和萎缩性胃炎患者的PG水平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胃癌患者的水平更低,而两者的G-17的水平表现正好相反,建议联合检测血清G-17、PG I、PG I/PG II比值及HP抗体,以提高胃癌的早诊率。

最后,张先生介绍,2012年ESC/ACCF/AHA/WHF发布的第三次心肌梗死全球统一定义:检测到心肌肌钙蛋白cTn超过正常人群99th分位值水平上限(URL),并有心肌缺血证据的,即可诊断为心肌梗死。 

同时,要求99th分位值水平检测的最优精密度CV≤10%,有助于更灵敏检测出肌钙蛋白水平的上升,99th分位值水平检测CV>20%的检测方法不可用。同样,能达到以上检测性能的试剂称为超敏肌钙蛋白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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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马向华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老年糖尿病诊治新进展》,主要从老年患者的特殊性、老年患者的治疗、生活方式调整等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当下,全球老年人口逐渐增长,老年人群糖尿病患病率高的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糖尿病严重威胁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为医疗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

老年人的器官功能会缓慢持续的衰退,直至生命终结。而目前尚无正式、公认的老年人的定义,所以各项指南、研究中对于年龄的切点值并不统一。

马教授介绍,2型糖尿病老年患者多种多样,所以疾病特征存在异质性,包括年龄差异、健康状态差异等。且2型糖尿病病理损伤的严重程度不同,包括胰岛素缺乏、外周胰岛素抵抗和肝脏胰岛素抵抗。上述因素导致2型糖尿病老年患者选择药物和进行恰当的管理尤其有挑战性。而糖尿病常常和虚弱同时存在,这成为老年患者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与老年无糖尿病患者相比,老年糖尿病患者跌倒风险较高,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的发病率较高,且功能障碍、认知下降和缺陷较常见,所以老年糖尿病患者是需要优先考虑接受抑郁症筛查和治疗的人群,并且老年糖尿病患者需要个体化的评估和治疗方法。

INTERVAL研究显示,在2型糖尿病老年患者中,可以使用降糖药物,例如维格列汀等,将患者的HbA1c水平控制在一个预先设定的个体化目标范围内,基于患者情况,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法。

对于老年人,适当的体力活动和锻炼是必要的。这样可以保存老年人的肌肉含量,提升力量和平衡能力,有利于血糖控制,能够较好的预防老年人跌倒。餐食计划中应该包括种类不同的食物,以保证足够的必需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纤维素摄入,如果患者正在使用胰岛素或磺脲类药物,则用药时间必须与进餐时间一致,减少低血糖风险。同时摄入高蛋白和高能量食物,可以改善虚弱老年患者的营养和功能状态。

马教授最后强调,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病程长,病情复杂,应采用比年轻患者或同龄健康人群更宽松的血糖控制目标,同时应根据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情况(包括肾功能障碍),个体化制定药物选择、剂量和低血糖预防的综合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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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朱耀教授演讲的题目是《Phi:前列腺癌管理的新选择》,主要介绍了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前列腺健康指数(phi)的临床应用以及Phi与其他新指标的比较几个方面。

朱教授介绍,血清学检查和直肠指检,可发现可疑病例,通过影像学检查(TRUS、MRI)能够对可疑病灶进行定位诊断,经TRUS引导下的系统穿刺活检来进行病理诊断。

PSA是前列腺癌早期诊断的常用指标,在血清中还有fPSA和p2PSA等多种存在形态。其中p2PSA最稳定,最具有肿瘤特异性。

前列腺健康指数Phi是综合PSA,fPSA和p2PSA浓度的一个多因子数学综合指数,Phi值越高,PCa风险越大。Phi可区分惰性癌症和侵袭性癌症,Phi的特异性和AUC优于PSA和fPSA,所以前列腺健康指数Phi,预测前列腺活检结果的性能好于PSA和fPSA。

朱教授强调,PSA 2-10 ng/mL时,p2PSA和Phi 能预测Pca,当灵敏度达到90%时(Phi cutoff值27.6),可避免15.5%的活检。

此前,“真实世界”对2034例男性进行筛查研究表明,Phi区分前列腺癌和良性前列腺疾病的能力最佳。

Phi与PCA3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Phi(AUC 0.77)的Pca预测准确性略高于PCA3(AUC 0.73),Phi可避免21%的活检,PCA3仅可避免11%。 

Phi与4K score比较结果显示,对于Pca和高分级Pca,Phi的预测准确性等同于4K score。Phi cutoff值39时,可避免29%的活检。

最后,朱教授总结,与传统前列腺癌血清学指标相比,Phi具有更高的检出率和更好的特异性,能够更好的区分前列腺癌和良性疾病,能够区分低分级和高分级前列腺癌,减少不必要的活检,并且能够预测活检结果,可以对病情进行主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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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肿瘤与感染诊治进展论坛


11月12日下午13:30肺部肿瘤与感染诊治进展论坛在德天厅召开。论坛分为两个学术单元,上半单元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李莉教授和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副主任秦雪教授主持,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张晓彤教授和北京胸科医院的黄海荣教授发表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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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彤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肺癌的实验室诊疗进展》。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的癌症疾病中排名第一,2/3患者诊断时就已经是肺癌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在这种背景下,肺癌的诊断和治疗就显得非常重要。CEA、NSE、CYERA21-1、proGRP等多项标志物检测可有效辅助肺癌组织学分型。国内外指南对血清标志物在肺癌诊疗中价值给予肯定,如《NACB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tumor markers in lung cance》中写道“肿瘤标志物对于来源不详的肺癌鉴别诊断及组织学分型具有相当大的潜力,NSE、CYFRA21-1、CEA、SCC的大幅提高提示恶性肿瘤。”我国的2015年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中也推荐上述肿瘤标志物联合应用,以提高其在原发性肺癌诊断中的临床敏感性和鉴别SCLC和NSCLC的准确性。

张教授重点讲解了proGRP的研究成果和临床应用进展,并通过2个实际案例介绍了SCLC患者治疗中proGRP的变化有显著医学指示意义。通过监测proGRP,能帮助临床对肺癌的鉴别诊断,辅助指导治疗方案转化,实现对肺癌诊治的全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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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荣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肺结核的临床表现与实验室诊断》。

黄海荣教授在北京胸科医院国家结核并临床实验室工作,对结核病的检测和诊断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黄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结核病的流行病学情况,我国是一个结核高发国家,结核病疫情严重,根据2010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有活动性肺结核患者499万,每年新发传染性病人100万,每年新发耐多药结核病患者10万人,TB/HIV双重感染患者2万,每年死亡患者5.4万人。结核病患病高峰年龄为75-90岁,患病率为1541/10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9/10万。老年结核病有症状隐蔽、伴发症、并发症多、PPD(OT)反应低下或后移(96-120小时)、X线表现不典型、易被延误诊断或漏诊、复发病例和耐药病例多、可成为传染源等临床特点。接着黄教授介绍了多种现在常用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抗酸染色有特异性高、技术简单、立等可取、价格便宜等优势,但也有敏感性低、工作质量与操作人员密切相关、当处理大量标本时,假阴性结果的可能性增加、不能鉴别死菌还是活菌等缺陷。结核杆菌培养技术按照培养基的不同分为固体培养和液态培养两种,培养法有高敏感性、高特异性;药敏试验的前提、仅能够培养活的分枝杆菌、适用于各类标本等优点,但也存在需要时间长;无法区分结核分枝杆菌与非结核分枝杆菌;需要特殊设备和耗材、更高的生物安全级别,价格较贵;操作过程复杂,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需要安全/快捷的标本转运等缺点。黄教授还谈到了结核分枝杆菌菌种鉴定的内容,临床上不同科室都可能遇到NTM感染的问题,由于MTC和NTM导致的肺部疾病在临床和影像学表现上难于区分,但对二者的治疗方案完全不同,因此及时准确地鉴别MTC和NTM非常重要。常用的鉴定方法有对硝基苯甲酸(PNB)鉴别培养基法、MPT64抗原检测、同源基因序列比较(包括Hain test、DNA微阵列芯片法)等方法。

下半单元的分论坛由南方医院医学检验科主任裘宇容教授、第四军医大学检验科的马越云教授主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孙佳姝研究员、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老年病科张丙芳教授发表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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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姝研究员演讲的题目是《基于微流控技术的无创肿瘤检测与应用》。

孙研究员的团队自主创新研发了多项基于微流控技术的无创肿瘤检测技术,微流控芯片是一种采用精细加工技术,在数平方厘米的基片制作出微通道网络结构及其它功能单元,以实现集微量样品制备、进样、反应、分离及检测于一体的快速、高效、低耗的微型分析实验装置。微流控芯片技术的特点是把各种基本操作单元(细胞培养、分选、裂解、样品制备、反应、分离、检测等)集成到一个只有几平米里面的芯片上;由微通道形成网络,以可控流体贯穿整个系统;可以取代常规生物或化学等实验室的各种功能;能利用微尺度下特有流体性质,提高生化检测的高灵敏度、选择性,降低样品消耗。利用微流控芯片技术可以实现对癌症标志物(细胞、核酸、蛋白)高灵敏度分离、检测。

孙老师为大家详细讲解了惯性微流控芯片中癌细胞的分离与检测、磁分离+磁弛豫传感(MS+MRS)的miRNA检测、毛细管中的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LAMP)、移液枪头中的全集成核酸检测等多种先进技术。惯性微流控芯片中癌细胞分离与检测原理是在惯性微流控芯片中不同大小的细胞在升力和拉力相互作用下,汇聚至不同的平衡位置。此方法无需外场介入、无标记、无前处理;高通量,1mL全血所需时间小于15min;还有高分离效率、高富集效率(3.75 X 106);可实现免疫染色或CK-19mRNA检测等优势。磁分离+磁弛豫传感(MS+MRS)的miRNA检测是指利用大磁珠作为磁分离载体,小磁珠作为磁信号探针,通过杂交反应及循环酶切放大信号,实现miRNA高灵敏、一步法的定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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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医院老年病科的张丙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老年患者肺部感染与临床诊治》。

张教授首先介绍了老年肺炎的流行病学情况,老年肺炎呈现出“患病率高、病死率高、漏诊率高”这样一种“三高”的情况,老年人群的肺炎发病率是青年人的20倍,而且肺炎往往是另一种致死疾病的晚期合并症,65岁以上尸检中有肺炎者占45%。老年肺炎患者的临床体征主要为肺实变体征少见,脉速、呼吸音弱、肺底部闻及湿性啰音。实验室检查中血液化验显示白细胞总数和分类、核左移、血沉快、C反应蛋白升高等。痰菌检查是选择抗生素主要依据,老年人排痰能力减弱,留痰困难,除痰培养外,尚需作痰直接涂片,若鳞状上皮细胞<10/HP,白细胞>25/HP,痰培养结果可信度较高。取痰标本时应注意在抗生素治疗前采集标本;先漱口,咳嗽,取脓性痰;去标本后尽快送检,不超过2小时;特殊病原检查应送检3次。老年肺炎病原学特点是“四多”——革兰阴性杆菌多、条件致病菌多、合并感染多、耐药菌多。CAP常见病原菌有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支原体、卡他莫拉菌。HAP常见病原菌有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不动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真菌等。老年肺炎的治疗CAP的治疗用药以第一代或二代头孢或联合大环内酯类、B内酰胺类/酶抑制剂或联合大环内酯类、新喹诺酮类、联合抗厌氧菌药物为主。HAP的治疗早发以三代或四代头孢菌素、B内酰胺类/酶抑制剂、氟喹诺酮类、碳青酶烯类;晚发以抗绿脓B内酰胺类、氟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必要时加用万古类药物。治疗以控制感染为主,经验用药多采用广谱抗生素,一旦获得痰培养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应结合临床病情变化,及时更换针对性强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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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实验室诊断进展论坛


11月12日13:30,血栓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实验室诊断进展分论坛于明仕山庄黑河厅准时开始。分论坛分上下两个单元进行,上半单元由解放军总医院南楼检验科主任邓新立教授和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检验科主任谢风教授主持,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华潞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检验科主任门剑龙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临床化学亚专科主任吴炯教授发表精彩演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实验诊断中心主任王学锋教授和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副主任郑芳教授主持分论坛下半单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副研究员齐玥和协和医学院老年医学系副主任康琳教授进行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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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华潞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血栓管理的临床实践》,分别从血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血栓性疾病的临床防治以及新型抗凝药的临床应用等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华潞教授通过反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例,对止血过程、血栓形成机制进行详细介绍。

血栓是血管、凝血因子和血小板在凝血酶的作用下形成的。凝血酶是凝血过程中的重要介质,可催化纤维蛋白的生成及诱发血小板聚集,在凝血机制中起着核心作用。日常生活中常有轻微血管内皮损伤,体内低水平凝血系统激活,但血液不会凝固成血栓,血栓的形成和抗血栓形成之间达到平衡,就能保证正常的止血状态。

血栓形成三要素包括内皮损伤、血流停滞和血液高凝。了解血栓的形成,才能更好的进行预防。血栓的预防阶段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使用CHA2DS2-VASc评分,房颤卒中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显示是卒中风险高危患者,则需要启动抗凝药物治疗。针对不同种类的血栓,其治疗手段也各不相同。急性血栓形成需要进行溶栓治疗,静脉血栓和心腔内血栓需要抗凝治疗,而动脉血栓则需要抗血小板与抗凝治疗同时进行。

华教授提到,当前国内外基于基因预测华法林剂量的研究进展情况是强调,目前国内外40多位研究者相继建立以CYP2C9、VKORC1、CYP4F2基因多态性为基础的华法林剂量预测数学模型,期望能更安全有效地指导华法林的临床应用。通过与国内外类似研究进行比较的结果发现:针对外国人的剂量预测模型不一定适合中国人,针对中国人的剂量预测模型对不同人群的预测价值也不尽相同。新型的抗凝药物也克服了华法林固有的局限,具有稳定可预测的效果,并且与食物、药物相互作用少,起效迅速,不需要常规的抗凝监测。2016ESC指南表示,新型口服抗凝药物应作为房颤患者的标准治疗。

一篇国际心脏病学杂志发表的综述文章纳入4项NOACs用于房颤卒中预防的III期临床研究亚洲亚组的试验结果表示,NOACs在亚洲人群中整体获益优于华法林,III期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NOACs与密切监测INR的华法林大出血发生率相当,NOAC与华法林相比,颅内出血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

最后华教授表示,亚洲人使用华法林之后,大出血、颅内出血以及卒中事件发生率均更高,而使用新型口服抗凝药的绝对风险则下降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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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检验科主任门剑龙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血栓防治指南相关解读》,主要针对相关指南要求进行讲解,并分享了自身对于防治指南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易栓症》和《血栓性疾病的试验监测》。

门教授首先对《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进行了章节示例。其中,对临床可能性评估联合HIT抗体和血小板计数进行高危患者筛查应该推荐通过验前概率评分(4Ts评分)进行HIT临床可能性评估。4Ts评分为低度可能性的患者,可排除HIT诊断,不需进行HIT抗体检测和多次血小板计数,对此项做1A推荐。而4Ts评分为中、高度可能性的患者,建议检测HIT抗体并持续监测血小板数量。如高敏感度定量免疫学试验检测HIT抗体为阴性,可排除HIT;中度可能性患者如阳性,HIT可能性大;高度可能性患者如阳性,可确诊HIT,对于此类结果做1B推荐。

门教授对《易栓症》介绍道:对疑似遗传性易栓症患者筛查,首先对其病史和家族史进行调查,做1B推荐。对病史调查应包括首次血栓发生的年龄<50岁、青少年时期的VTE病史和/或复发史、少见部位的VTE、妊娠期VTE、习惯性流产或病理妊娠、VKAs相关的VTE以及特发性VTE等做1C推荐。而家族史调查应包括父系或母系家族有明确的VTE家族史、家族成员发病年龄、受累家属的数量、血栓类型(静脉血栓/动脉血栓)、VTE类型(明确病因的/特发性),其推荐等级为1C。

关于《血栓性疾病的试验监测》,门教授表示,能够回答基于PICO构建的“临床问题”是高质量的实验指标。PICO即是适应人群(Patients)、干预措施(Intervention)、对照(Comparision)和结局(Outcome)等。

关于血栓性疾病的实验监测,收集和确认临床问题、筛选和评估高质量循证证据和整理临床证据并形成推荐。

例如《血栓性疾病的试验监测》对D-二聚体的推荐。对于验前概率评分为低度(或非高度)可能性的患者,阴性的血浆D-二聚体检测结果(低于临界值)可排除VTE,其中对于年龄>50岁的患者,以“年龄×10”调整诊断临界值。而对癌症患者进行VTE排除诊断时,可采用“年龄×10”的方式上调D-二聚体临界值。并推荐采用ELISA、酶联免疫荧光分析、高敏感度定量微粒凝集法或化学发光法用于低、中度VTE可能性患者的排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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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临床化学亚专科主任吴炯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心血管疾病风险标志物——临床应用新进展》。主要提出心血管疾病的标志物的发现,主要强调其在临床上应用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所取得的进展。

吴教授介绍,心血管疾病是人类疾病死亡原因之首。冠心病(CHD) 与脑血管疾病(中风)是致死的主要原因。全球约有720万人死于冠心病,570万人死于中风,25%的成年人初次心脏病发便被夺去生命,预计到2030年,每年因心血管疾病致死的患者将达250万人,其中心脏病与中风是致死的主要原因。2012年,我国CVD发病率逼近2.9亿。寻找心血管疾病标志物便成为了对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任务。

1961年,Ancel keys第一次提出降低胆固醇对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作用。1973-1984年间,成年男子中胆固醇每降低8.5%,冠脉事件的发生率可降低19%(p<0.05)。198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表示,降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能够降低导致冠脉疾病,且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处于临界高危的状态,约十分之一存在冠脉疾病发病的高风险。

美国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NHLBI)1985年9月启动了全国胆固醇教育计划(NCEP),1988年NCEP发布了Adult Treatment Panel I,目的就是为了鉴别并治疗这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通过降低他们的胆固醇水平来降低其发生冠脉疾病的风险,从而最终减少冠脉疾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

降脂治疗的首选目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但是三分之一的心脏病患者总胆固醇的指标是正常的,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无法完全消除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提出,CRP可以预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但是CRP生物变异性高,由肝脏产生,是一个急性相反应物,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具体作用不清楚。

吴教授提到,有研究发现,Lp-PLA2水平随着斑块的发展而增加,它在易损斑块和破裂斑块的坏死核心和周围巨噬细胞中能够高度表达,JUPITER研究提出通过Lp-PLA2活性变化来预测冠脉事件,Lp-PLA2活性的降低能够预测随后冠心病事件的减少。当Lp-PLA2应用于临床检测,Lp-PLA2活性测定试剂盒检测结果更可靠,Lp-PLA2活性测定试剂盒易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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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副研究员齐玥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新的心血管危险标志物的评估标准》,重点讲解了新危险标志物的评估标准。

齐教授首先介绍了危险评估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个体的心血管危险评估是做出临床决策的关键;其次,个体心血管危险评估应用于不同研究领域关注的不同临床事件,包括预后评价、预防性治疗;危险标志物的评估及其评估方法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均一致。

齐教授表示,一个新的危险标志物能否作为将来事件的预测因子应符合的最基本要求是该标志物与所关注的临床事件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该标志物的使用应增加传统危险因素的预测能力,评价新标志物是否提供了更多的预后信息。评价新的危险标志物还需考虑其安全性、可接受性等。 

此外,对新的危险标志物应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权衡新标志物的检测或治疗带来的成本与应用新标志物指导临床决策后带来的益处的定量工具。应用新标志物的总成本包括初次检测费用,随访过程中的观察检测及随后的治疗和临床结局所带来的成本。

新危险标志物的评估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原理验证阶段、前瞻性验证阶段、增加传统危险因素的预测能力评估阶段、临床实用性评估阶段和临床预后评估阶段。

临床效益评估是以患者为中心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预期寿命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由于对临床预后的直接影响较小,新标志物的临床效益主要依赖于它改变患者治疗的频率,并进而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然而,目前用临床预后进行心血管危险标志物评估的报告甚少。由于一些心血管危险标志物的高成本以及潜在危害,应谨慎评估其成本-效益比。 

纯粹的统计学检测并不能体现新标志物的临床重要性。一项新危险标志物的临床价值,在于其对临床决策及最终的临床预后产生的影响。危险评估目的不在于简单知道个体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个危险评估的结果来正确地指导治疗,并进而改善患者的临床预后。 

齐教授最后强调,新危险标志物评估是衡量标志物是否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重要基础。

标志物与所关注的临床事件之间应存在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性;标志物的使用应增加传统危险因素的预测能力;更应该兼具安全性,可接受性,费用效益合理等。

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临床血脂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将不断拓展和深入,将最新医学研究成果转化成为临床实践和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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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医学院老年医学系副主任康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老年医学概述》,从老年医学的核心入手,介绍了老年人个体化诊疗评估,包括老年病的筛查预防与慢病管控。

预计到2050年,我国每3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全球每5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所以,预防和治疗与老年相关的疾病,最大程度地维持和恢复患者的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当下医学领域的重中之重。

康教授分别从关注点、目的、临床思维、工作模式、管理模式和康复护理地位等方面将老年医学与内科进行对比。老年医学的目的是对患者功能的维持以及对其生活质量的保证,内科的目的在于治疗疾病。老年医学的工作模式是跨学科团队,对老年人的状况进行整体评估,而内科的工作模式更注重亚专科化,

老年医学的核心理念在于以患者为中心的个体化诊疗,避免医源性的损害。老年人健康最好的测试指标是功能,且分别从生理年龄和生理储备进行衡量。生理年龄是患者身心健康的广泛度量,生理储备本质是指患者承受治疗压力的能力。

康教授提到,半数以上的八十岁老人都有老年性耳聋,这种耳聋的实质是对高频声音接收能力的退化,所以与老人交流一味提高音量并不是正确的方式,相反要比平时更加低声细气。多数的老人能够读懂唇语,尽量面对老人讲话,让他们看见说话的口型,更方便他们清楚说话的内容。

老年医学主要由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及相关疾病治疗以及老年医学MDT团队等几个方面构成。老年科整合团队共病处理时老年科医师与药剂师、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医师与护师多科协作查房,最全面的对老人健康状况进行监控,更好的把握老年人的实时状况。

生前预嘱能够更好的让家人和医生了解老人的真实意愿,可以解决包括在老人无法自己做决定时由谁代为决定、接受哪种治疗或者不愿意接受哪种治疗和接受治疗的意愿是为了缓解症状还是延长生命等一系列问题。

康教授最后强调,以预防和护理为基础的新型医疗方式转变了旧有的医疗管理模式,当下信息化和技术化的发展,对于共病的处理,使得生命最后阶段的质量都有所提高,也为老年医学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编辑:姜妤、葛玲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