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埃前线：埃博拉病例是如何确诊的
发自塞拉利昂
中国援塞拉利昂移动检测实验室位于塞首都弗里敦市郊，目前，它和其他10家各国支援的实验室一起，承担着塞拉利昂全国所有的埃博拉病毒检测工作。
数十位中国病毒学专家已在此工作了3个多月，每天要对疑似病例的血样或咽拭子进行检测，确认哪些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些检测数据，不仅是临床诊断的主要依据，也是塞拉利昂发布疫情数字的重要参考。
接收样品
每天，移动实验室检测队会有6名队员在一线工作，他们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样本病毒灭活和提取核酸，另一组负责接样及RT-PCR检测。这天，队员刘威被分到了取样小组。“每天有两批样品送过来，上午11点左右一批，下午4点左右一批。”他告诉记者。
样品放在一个带有黄色标示的塑料桶里，桶外再裹上塑料自封袋。工作人员把桶放在取样窗外，摁响电铃，刘威就开始穿戴防护服。
“其实按照正规要求，疑似埃博拉样本的分发运输，应该是三层包装、冷链运输。”刘威说，但由于塞拉利昂卫生装备短缺，技术训练不足，往往降低了样品分送的要求。
“越是如此，检测队员的自我防护标准越不能降低。口罩、连体防护服、鞋套、眼罩、手套……”刘威一边说一边穿，按照防护操作规程，将全身上下遮盖得严严实实。
来到取样窗前，检测队员首先要对送样桶喷洒消毒，然后再套上一层塑料自封袋。这两步说起来简单，实际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一般都需要5分钟到10分钟，不能着急。”
处理样品
刘威提着包裹好的送样桶前往十几米外的P3实验室。在经过又一次消毒后，送样桶被送到传递窗。此时，已穿好防护服的检测组副组长常国辉接过样品，慢慢走到生物安全柜前，开始样品的预处理工作。
打开样品桶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生物安全柜里进行。所谓安全柜，并不是一个完全密封的柜子，在检测队员和样品之间没有物理上的遮挡，队员们必须通过一个开放窗口和样品“密切接触”。“但是，生物安全柜内外的气流方向是不同的。”常国辉说，柜里的气流出不来，外面的气流进不去，检测队员和病毒样品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气幕墙。
“埃博拉病毒在烈性病毒中，感染力不是最强的，但只要有几个病毒颗粒就足以让人感染。而血液则是含有病毒最多的载体之一。”常国辉说，队员们要时刻提防与待检血液的直接接触。
打开送样桶，常国辉看到了最不想见到的情景：一份装有血样的采样管破了，血液从缝隙中渗出来，和采样管残渣混在一起。
“碰到这样的事情，说不紧张是骗人的。”常国辉说，类似样品管破裂的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甚至碰到过抽血针头也留在里面的情况。这是相当危险的，万一针头或是样品管残渣刺破手套，后果不堪设想。”
核对完信息后，样品管会被放到消毒液中浸泡，然后再放入水浴锅，温度设置为60摄氏度，水浴灭活1个小时，这个过程能将样品及样品管可能带有的埃博拉病毒杀死。
提取核酸
接下来，检测队员要吸取一部分灭活样品，加入到一块长宽为十几公分的96孔板里，每一份样品对应一个孔，不能出错。“只要错一个，后面就全乱了。”检测组组长陈泽良告诉记者，“这是精力高度集中的时候，每个编号都对应着一个生命。万一样品和人对错了，很多人的命运可能会因此改变。”
在P3实验舱内完成一批样品的处理和核酸提取，通常需要几个小时，这对每一个检测队员都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举个简单例子，操作员手上戴着3层手套，在不到3平方米的操作区域待4个小时，手不能自由活动，时间长了就会僵硬得难受。”常国辉说。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小问题。早在11年前，常国辉就曾在国内P3实验室开展SARS病毒的分离检测工作。与当初相比，他觉得，现在个人防护装备更齐全，人员训练也更充分。因此，虽然此前没有见过埃博拉病毒，但处理起来依然有信心。
作为检测队最年轻的队员，刘威也是干劲十足。“其实如果要在外面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就很难集中注意力了。但在实验室里，真的就做到了。”刘威说。
完成加样后，样品被放进核酸自动提取仪里，约半个小时后，核酸提取完毕，在P3实验室的工作就结束了。
PCR检测
从P3实验室提取好的核酸会被送到P2实验室进行RT-PCR检测。
此时，流行病专业人员张文义和陈勇正在紧张核对从P3实验室传出的样品信息，他们先要将患者信息一一录入数据库，然后等待RT-PCR检测实验结束后，与所有参与检测的人员一起，对检测结果进行共同会商。
陈勇说：“如果把一个阳性病例误判为阴性，相当于放出了一个传染源，就会导致更多人感染；如果把一个阴性病例误判为阳性，这名患者将被送到治疗中心，就可能直接被感染。”因此，每次信息核对和结果上报时，检测队员都是慎之又慎，反复校对确保准确无误后，才上报给塞拉利昂卫生部。
一轮检测过程下来，通常要七八个小时，工作强度大、耗时长、危险系数高，检测队员们要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常国辉说：“与埃博拉这样的烈性病毒短兵相接，是生于谨慎，死于疏忽。”每晚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实验室，安全返回宿营地后，检测队员们才能松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