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实名制把我们逼向墙角

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反对者认为，在社会容忍度有限、病人利益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有可能使这一社会问题扩大化，并让该群体进一步边缘化。支持者则认为，在感染率不断增长的形势下，实名检测、有效防控已刻不容缓。
 
不少感染者担心，如果和过去一样，保密措施执行不到位，实名制将把他们逼向墙角……
 
■本报见习记者 冯丽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血走私生意泛滥。在一个叫做娘娘庙的封闭小村庄里，卖血生意在为村民带来收入的同时，也让大量村民感染上一种“热病”。病毒不断蔓延，吞噬着村子里一个又一个生命。
 
“有了这种热病，生命就像树叶一样，说落就落了……”12岁的男孩赵小鑫说。
 
这是2011年由顾长卫导演的一部有关艾滋病的电影中的情境，片中收割生命的正是艾滋病。
 
然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仅要面临肉体的痛苦，还要担心被社会歧视。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拟出台艾滋病病毒检测实名制规定，再次加剧了病毒感染者的心理压力。
 
“‘艾滋病’三个字就是一个标签。社会上有一种顾虑，把这个病和道德相挂钩，使这个病变成了非疾病性的疾病，预防艾滋病也变成了预防艾滋病病人。”病毒感染者小安（化名）有些低沉地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现在，个人隐私保护的大环境没有达到可以实行实名制的程度，社会各界对于艾滋病的了解同样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在这个条件下实行实名制，会给想要检测的人带来更多的压力。”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科主治医生李侗曾表示。
 
在英国著名文学家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亚当和夏娃受到叛逆之神撒旦的引诱，偷吃了上帝的善恶果而被逐出伊甸园。最终，耶稣又带领人类重返伊甸园。
 
在人们眼中，艾滋病患者就像《失乐园》中的亚当、夏娃，是异端的代表。种种原因所致的感染者，他们距离自己的伊甸园还有多远？在艾滋病被发现已近30年的今天，情形仍不乐观。
 
实名制的“伤害”
 
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规定，对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现住址等真实信息，检测机构应当为受检测者保守信息秘密。
 
“国家可能是出于好意，希望通过实名制检测对感染者进行有效控制。但是站在感染者的角度，实名制却涉及隐私保护的问题。”面对《中国科学报》记者，感染者小均（化名）感到很无奈。
 
他认为，对感染者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充满了不确定性。很多地方的保密觉悟不高，有可能在检验结果出来后第一时间通知感染者家属，导致事情扩散，不仅给其家人造成恐慌，也使感染者的生活与生存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他本人身上。在第一次检测过程中，小均给西北老家的医院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住址、电话等真实信息。然而，当确诊为阳性之后，他还在住院，医院却在第一时间将检测结果告诉了他的姐夫。
 
“我姐夫是知识分子，方方面面都考虑了以后，他没有把情况告诉我，也没有告诉家里其他人，否则我可能当时就不能呆在家里了。”
 
提起往昔，小均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好，但是思虑再三他还是决定离开家乡。
 
经济压力是小均决定离家的原因之一。为了赶上省城医院每周三给感染者提供的免费检查，他每周五都要坐火车去省城。这样一来，虽然检测是免费，但是住宾馆、吃饭每次也要花费近千元钱。虽然，很多亲戚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也资助他，但他不希望给家人增加更多的负担。
 
经济的压力还在其次。小均始终觉得，一旦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感染了病毒，不光自己以后的日子难堪，父母也会跟着抬不起头。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让他单枪匹马来到北京，一边治疗，一边赚医疗费。
 
经过两年多治疗，小均的CD4已经恢复到了500，他的生命不再时刻遭受因为免疫力下降而带来的威胁。
 
CD4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一种重要的免疫性细胞，感染者因为艾滋病病毒（HIV）攻击CD4细胞，使免疫系统严重破坏，从而影响感染者的生命质量与寿命。正常人的CD4细胞值在500～800之间，免疫功能强的人，CD4细胞量甚至可以上千。
 
小均非常感谢北京佑安医院给予他的治疗，这里的医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正因如此，走出死亡地带的小均一出院，便在佑安医院做了一名志愿者，凭着自己的经验，帮助新感染者克服各种心理障碍。
 
2011年春季，经过两年多的志愿服务，小均暂时告别了志愿服务工作，找到了一份和普通人一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