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的检验学权威--记王金良教授

    他，1951年参加工作，至今整整60年。60年来，他没有离开过他热爱的医学检验学岗位；

　　他，没有上过医科大学，却凭借勤奋的努力和自学，成为我国临床微生物学和实验诊断学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没有留学的背景，却通晓5国语言，能直接与国外的医学专家进行交流，能用熟练的外语为医科大学的外国留学生讲授基础专业课；

　　他，已经78岁高龄，虽然做过心脏3支血管的搭桥手术，却依然以乐观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生活……

　　他，就是在中国的医学检验界享有盛誉的中华医学会检验学分会原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公安医院原副院长、原天津医科大学检验系教授，现任天津市公安医院检验科顾问的——王金良。

　　2008年5月21日，山东济南。第七届全国检验医学学术大会正在这里召开。每四年才举办一届的全国检验会议，会集了全国医学检验的专家学者们，他们探讨和交流着我国医学检验学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每次大会的程序总是相对固定的。而这次会议却增加了一个程序。当大会主持人宣布“为表彰老一辈检验专家们对我国医学检验发展做出的贡献，经过推选，全国11名德高望重的检验专家被授予‘检验医学特殊贡献奖’”时，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中，应邀参加会议的曾把青春、智慧和心血奉献给我国医学检验事业，现在仍然在临床一线发挥余热的老专家们走上主席台，接受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在这11名老专家中，王金良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也是天津市医学界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专家。站在主席台上，在人们敬重的目光中，曾经经历过多年风风雨雨的王金良依旧禁不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透过人们祝贺的笑脸和热烈的掌声，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那条用辛勤和汗水铺就的不平凡的成功之路。

　　一

　　1951年，高中毕业的王金良由于家境贫寒，为了帮父母养活幼小的弟、妹，他放弃了上大学和参军的机会，来到天津市公安医院的化验室做一名练习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当时医院的条件很差，设备简陋，化验室的最好仪器就是那几台直筒显微镜，像宝贝似的被大家呵护着。

　　那时候，我国的医学检验没有得到重视，因此发展缓慢，水平较低，许多病人因为得不到确切的实验室诊断而贻误治疗的最好时机。王金良深知在那大大小小的玻璃器皿、五颜六色的试剂中，有着极深的科学奥秘、蕴藏着极丰富而又有价值的实验项目。他也深知，自己理论基础差，掌握和运用好这门学科，要花费几倍于别人的努力。但他没有退缩，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踏踏实实打好基础，一切从这里开始，要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成绩。

　　说起简单，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医学检验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王金良来说，一切都是零。但他勤奋好学，从图书馆借来医学基础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他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检验技士。每日里，王金良与同事和血、尿、便打交道。但限于条件和技术，检验的项目仅仅是判断病人是否患了结核、疟疾和寄生虫病。渐渐地，王金良感觉检验不能仅仅限于这几项常规检查。为了开阔视野，开展新项目，他自学了检验专业全部的大学课程及相关的临床医学专业，阅读了大量国内外杂志、专著，虚心求教于同行的专家、教授。常常，实验室的灯光亮到很晚，他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走向实验的成功。为了一个检验数据，他常奔波于市内有关情报室及研究所。

　　二

　　在工作之余，王金良自学了4年俄语。几年下来，当他忽然发现能用另一种语言与外国人交谈，他能看懂另一个国家出版的书籍时，异常兴奋，外语使他眼前豁然开朗，让他了解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从1958年开始，他先后在科技进修学院、医学院自费进修日语和德语。他将微薄的工资分成几份，大部分给了家里，自己留下很少的生活费以外，其余的都用来交了学费、买了书。每日里，他除了工作，就是学习。他以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汲取养料，充实自己。数不清有多少次，他揣上几个烧饼从实验室奔向教室；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他埋头苦读，抬头已看到晨曦的微露；数不清多少个休息日，他流连于书店、图书馆，与被他视作朋友的书籍倾心交谈。

　　1979年他发现了非发酵菌引起的临床感染，他在中华医学检验杂志上发表的《小发酵菌鉴定法》的论文，奠定了他成为全国检验权威的基础。1985年他研究了血浆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鉴定并提出其方法；1986年研究了黏液型绿脓杆菌菌落形成条件；1990年，天津市学龄儿童中流行支原体肺炎，靠传统的冷凝集实验诊断不准确，这时他拿出了酶联免疫检测方法，迅速提高了临床诊断的准确率；1991年，他研究的血清II型胶原抗体检验法及临床应用课题通过专家鉴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他主编的《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与进展》，他校译的《输血医学进展》、《细菌对抗生素敏感实验的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