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2014] 五项中国糖尿病研究绽放ADA-CMT中国专场
2014年第74届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科学年会于美国时间6月13~17日在旧金山召开。大会第一天下午下午2点，由ADA和《中国医学论坛报》（CMT）联合主办、以“中国糖尿病研究进展——从分子医学到临床试验”为主题的第4届“中国专场”如约上映。
本次专场于去年10月31日~11月30日向全国征集未发表、或2013年1月1日之后发表的糖尿病及并发症相关原创研究。在初选的23篇优秀摘要中，经中外资深专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严格评审，最终5项研究脱颖而出，荣登ADA2014年会“中国专场”。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主任委员翁建平教授及曾任ADA主席和Diabetes Care杂志主编的Vivian Fonseca教授受邀担任本届“中国专场”的主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洪洁教授（代表宁光教授报告）——
中国成人糖尿病流行与控制现状
美国糖尿病学会（ADA）在2010年将糖化血红蛋白(HbA1c)≥6.5%作为糖尿病诊断标准之一写入指南，将HbA1c<7.0%定义为“血糖控制良好”，此前我国相关流调均未检测HbA1c，无法根据新标准估测我国人群糖尿病患病和控制情况。因此，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宁光教授研究组在中国疾控中心（CDC）全国疾病监测系统162个监测点基础上开展了“2010年中国慢病监测糖尿病专题调查”。研究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18岁人群98658人，揭示中国成人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病率分别为11.6%和 50.1%。论文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 2013:310(9):948]。
现场提问1：2013年发表于《糖尿病学》（Diabetologia）杂志的一篇荟萃分析提示，吸烟者较不吸烟者的HbA1c水平更高，即当前吸烟者更可能被误诊为糖尿病，该研究中是否有相关比较?
洪洁教授：尽管尚未发表，但该研究已收集了受试者吸烟状态的数据，会做进一步分析。
现场提问2：CDS尚未采纳HbA1c这一诊断指标，在这一大型研究结果发表后，是否会建议CDS采纳新诊断标准?
洪洁教授：不可否认OGTT仍然是诊断糖尿病最好的标准，但增加HbA1c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病率等数据的变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糖尿病患者及高危人群的检出率，更早地预防疾病进展和并发症发生，从这一角度讲，应该建议CDS增加HbA1c用于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的诊断。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智广教授——
不同GADA滴度的LADA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变化观察（LADA China研究3）：一项全国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由周智广教授研究组牵头进行的LADA China3研究受到了参会者的关注。该研究旨在探明不同抗体滴度的LADA患者是否具有不同的胰岛功能特征，其结果表明：低GADA滴度患者胰岛功能衰退速度与抗体阴性的2型糖尿病患者相似，显著低于高GADA滴度患者。论文已发表在《糖尿病》[Diabetes 2013，62(2):543-50]。
据周智广教授介绍，自1995年即开始对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LADA)作系统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感到单中心数据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人群，2006年，我国25个城市46所大学附属三甲医院代表在长沙启动了中国LADA多中心研究——LADA China，旨在调查中国LADA的流行病学、免疫遗传及临床特征。
该研究结果对低GADA滴度LADA患者治疗方式选择、LADA诊断的重新定义提供了新证据。
现场提问1：研究中使用的抗体滴度检测法是否在中国人群中进行过验证?
周智广教授：该检测方法已经依照国际糖尿病学会(IDS)和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2012年标准验证，证实在中国人群中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现场提问2：高GADA滴度者在中国LADA患者中所占比例？
周智广教授：该比例约为1/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纪立农教授——
磺脲类失效的预测标志物研究
纪立农教授研究组在一个接受格列本脲治疗、并随访48周的2型糖尿病患者队列（n=747）中，探索磺脲类药物治疗失效的遗传学和临床预测指标。
结果显示，40个磺脲类代谢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与磺脲治疗失效无相关性[Diabetologia 2014, 57:746]。临床指标中，基线血糖处置指数DIb=HOMA-β×[1/HOMA-IR]=20×FI/（FPG-3.5）/（FPG×FI/22.5）联合早期疗效较差可较好地预测格列本脲治疗失败，优于遗传学指标或单个临床指标，有望用于指导临床个体化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李明敏博士（代表肖新华教授报告）——
10例永久性新生儿糖尿病分子遗传学诊断及个体化治疗
永久性新生儿糖尿病（PNDM）罕见，治疗经验缺乏。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肖新华教授研究组收集了21例患者资料，其中10例在6~12月龄间诊断者未检出已知基因突变。在11例6月龄之前诊断的患儿中，通过分子遗传学检测确认了8例的致病性单基因突变[GCK1例、INS 2例、ABCC8 1例、KCNJ11 4例，其中2例突变位点（INS，I99_C100insSI；GCK，R191W/N+A379E/N）国际尚无文献报告]，对其中KCNJ11和ABCC8 突变（钾离子通道突变）的5例患者用磺脲类药物代替胰岛素，使用与文献中其他种族相似剂量，取得了更好的疗效，显示了遗传学诊断对临床治疗的指导意义。
李明敏博士在回答现场提问时提及，第二代基因测序的结果近日也可揭晓；关于自身抗体阳性的3例患者，其中1例经治疗在3年后复查抗体转阴。
当Fonseca教授问及中国MODY（青少年的成年发病型糖尿病）发病率时，翁建平教授评论，MODY在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较常见，但在我国很少见、散发，目前报告的家系仅有30个左右，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CDS）在今年2月份牵头一项由全国33家医院参与的“单基因糖尿病全国登记项目”，预计将纳入1000个以上的家系，全面反映中国患病及分布情况。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朱大龙教授——
艾塞那肽、胰岛素、吡格列酮对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肝脏脂肪含量及体脂分布的影响
既往研究提示降糖药物噻唑烷二酮（TZD）、胰岛素和GLP-1受体激动剂均可改善脂肪肝，但不明确是降糖带来的获益还是药物独特作用。
朱大龙教授研究组基于CONFIDENCE研究队列，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波谱技术比较艾塞那肽（n=11）、胰岛素（n=11）、吡格列酮（n=11）对2型糖尿病患者肝脂肪含量和体脂分布的影响。
结果表明，三种药物6个月治疗均显著减少了患者肝脂肪含量（艾塞那肽组-68%，胰岛素组-58%，吡格列酮组-49%），无显著组间差异。经体质指数（BMI）校正后，HbA1c变化与肝脂肪含量变化显著相关（r=0.598，P=0.000）；体重变化亦与肝脂肪含量变化显著相关（r=0.362，P=0.039）。多重回归分析提示，HbA1c下降和减重可解释57.6%肝脂肪含量的下降。因此，早期积极降糖减重是延缓2型糖尿病患者脂肪肝进展的重要措施。
Fonseca教授评论道，尽管受样本量等因素限制，该试验仅能部分回答其提出的命题，但这是一项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研究。
总结
Fonseca教授评价道，“中国专场”的这5项研究及其代表的中国糖尿病研究课题涵盖面之广令他印象深刻，确实如本论坛主题所描绘的“从分子医学到临床试验”。在本届“中国专场”落下帷幕的同时，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的糖尿病研究将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展现在世界舞台！
（本文根据《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王娣的ADA现场报道整理）
